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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出生于1898年,他从倡导歌剧改革入手,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史诗剧的实验,从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戏剧理念与表演方式。
他认真吸收中国戏剧艺术经验,特别是从庄子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哲学思想。
他像当年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庄子》,不仅从中发掘出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论支撑,而且激活了创造性思维,开阔了学术视野,使他的认知向哲学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从而“由一个欧洲人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
。
布莱希特对于《庄子》五体投地地折服,曾说:“这样的书,在我们这里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缺乏这种智慧。
人们只能在自家的作坊里炮制思想,结果这种思想总也摆脱不了迂腐气息。”
他在多部剧作中引进《庄子》的思想蕴涵,成为西方文艺家中仅见的“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辞改旧观”
的典范。
就此,当代学者张黎举出多部作品加以说明:《四川好人》里,卖水人老王偶然在一座破庙里拣到一本《庄子》,其中的一些故事令他联想到妓女沈黛的遭遇。
他担心沈黛当好人、做好事可能不得好报,为此心神不宁,忧虑重重。
睡梦中,他给来到人间寻访好人的三位神仙诵读了《庄子》中“材之患”
的故事,请教神明:沈黛是否会像庄子寓言中那些好端端的树木一样,无法享受应有的天年?在《高加索灰阑记》里,布莱希特又以格鲁雪那双粗糙的手和大公那双细嫩的手为例,再一次精彩地演绎了“材之患”
的思想。
此前,布莱希特还曾以教育剧的形式,在《例外与常规》中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改造了庄子宣扬的乱世之秋的处世之道,把庄子哲学中的“隐逸之术”
改造成了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批判。
《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取材于瑞典作家鲁内伯格的叙事诗《露塔·斯韦尔德》,剧中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同样来源于《庄子》。
这是一出中西合璧的作品,经过重新诠释的庄子思想构成了这出戏的灵魂。
布莱希特正是通过这种“古为今用”
“中为西用”
的高明手法,使自己的作品既增添了艺术情趣,又蕴含着深邃的哲学魅力。
比布莱希特晚出生一年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对于庄子更是顶礼膜拜,推崇备至。
早在青年时代,博尔赫斯就通过英译本潜心研索《庄子》,并在作品中屡屡引用。
他对《天下》篇中惠子讲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无限着迷;“庄周梦蝶”
的寓言故事,更使他悠然神往,竟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向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把它写进作品《漆手杖》里:“我瞅着它,我想起了庄子。
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不知道究竟是人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人。”
他还把《齐物论》中“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这一论述,作为小说《圆形废墟》的主题[1]。
在小说《另一个我》中,博尔赫斯描述1969年2月的一个上午,在英国剑桥遇见了1914年在日内瓦的自己。
为了证明二者是同一人,1969年的博氏谈了他于1914年在日内瓦的往事;而1914年的博氏却说,这达不到证明的效果,“如果我梦见了你,你当然会知道我的事情”
。
1969年的博氏只好说:“若是今天上午和我们的会面都是梦境,那么,我们都得相信自己既是做梦人,同时也是梦中人。
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
他真是把庄子哲理美文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论者认为,博尔赫斯的创作划出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
早在20世纪30年代,博尔赫斯就写出了论文《叙事的艺术与魔幻》;日后,更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使东西方文学界霑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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