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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错误，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
教育领域中的“左”
倾错误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教育学建设出现了转机。
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宣部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为编写教育学教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①此外，教育部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
）、《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50条”
）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40条”
）。
这是国人在1961年执行“八字方针”
的过程中，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经验，尤其是1958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得出的成果。
它们为编写中国化的教育学、德育原理教材提供了一些条件。
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教育学也是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批判的结果。
1961年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确定由刘佛年主编一本教育学。
之后，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经历了四次内部使用和四次修改补充，但因“**”
始终未能公开出版。
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育学教材。
总体来看，1959—1966年的德育原理内容和前期相比相差不多，但有一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是部分教材对德育过程理论进行了研究，二是个别教材注意到了德育评价问题。
这反映了人们对德育原理认识的不断深化。
但学者对“德育”
一词的使用比较复杂，有的用“思想政治教育”
，有的用“政治思想教育”
，有的用“思想教育”
，还有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
，更有同一本教材既使用“思想政治教育”
又使用“政治思想教育”
。
可见“德育”
这一概念的使用相当混乱。
“**”
时期，教育学（包括德育原理部分）体系的建设都仅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的语录、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经验的汇编与注解上，教育学变成了“教育经典注释学”
“教育政策解释学”
“教育文件汇编学”
。
学校以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为教育学基本教材，同时选编一些辅助教材。
整个“**”
期间，几乎没有一本教育学教材正式出版，只有少数学校编写的教材供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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