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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一杯水就只有一杯水的意义，没有必要去夸大它。
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意义”
的概念却一再地被滥用，以致它竟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
举例来说，一个学者申请课题经费，哪怕他申请的是“茶文化”
或“饮料文化”
这样的边缘课题，他也会无例外地使用这样的表述方法，即“这个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仿佛他申请的这个课题如果不被通过，那么，人类的思想就会继续在黑暗中徘徊。
由于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课题夸大为意义十分重大的课题，于是，本来轻飘飘的东西突然获得了重量，或者换一种说法，本来有重量的一些课题，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产权问题研究”
等也就变得轻飘飘的了。
于是，所有的事物都进入了“太空状态”
，失去了自己的真实的重量。
实际上，这也就是文化发展中的“泡沫化状态”
。
媚俗意识的蔓延还表现在忏悔意识的缺失上。
众所周知，在西方文化史上，有三部著名的《忏悔录》，即奥古斯丁的、卢梭的和列夫·托尔斯泰的。
在我们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忏悔录》。
或许我们可以在巴金的《随想录》或韦君宜的《思痛录》里感受到某些真实的东西，然而，在大多数人撰写的回忆录中，却见不到真实的东西。
比如，有些人写到自己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时，都倾向于把自己打扮着“天真无邪的少女”
，仿佛所有的罪恶都是从周围来的，从其他人那里来的。
众所周知，在“大跃进”
时期，许多报纸曾出现了假报道，时有诸如“水稻亩产10万斤”
这样的文字见诸报端。
当时，也有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受名利的驱动，昧着良心出来替这类假报道做论证。
但现在，这些科学家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们不出来承认并忏悔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他们在回忆历史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产生过负罪感？这类现象是正常的吗？如果大家都认为这类现象是正常的话，那么我们民族的忏悔意识的缺失岂不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
记得米兰·德拉曾对当时捷克的情况说过一句令人震撼的名言，即“每个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是施害者”
。
事实上，那些处处以“受害者”
自居的人难道就没有对其他人进行过“施害”
吗？举例来说，历史学家吴晗在“**”
中是一个受害者，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
斗争中难道他不也是一个施害者吗？历史就以这种悖论的方式塑造着许多人的行为方式，使他们既成了“受害者”
，又成了“施害者”
。
当然，我们这里并没有把受害者与施害者等同起来的意思，我们只是指出，一个人对自己在历史上的行为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当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下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时，他就不应该以过于简单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历史行为。
事实上，只有真诚地去反省并捕捉自己身上的“施害者”
的影子，忏悔意识才可能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和可能有的深度，而媚俗意识的浓雾也会渐渐地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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