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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反映在文化意识，即“狭义文化”
或“文化3”
的层面上，表现为以下四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第一个情结是：一方面，国人意识到，中国要走现代化的道路，就必须虚心地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
学习它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另一方面，国人也意识到，从鸦片战争以来，侵略中国、掠夺中国、限制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也正是这些以“老师”
的身份出现的国家。
因此，中国要发展，要搞现代化，就必须先起来反抗这些国家，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
自近代以降，国人的文化意识始终处在这一情结的纠缠下。
坚执于前一方面的极端观念是所谓“全盘西化论”
“崇洋媚外论”
；坚执后一方面的极端观念是所谓“盲目排外论”
“闭关锁国论”
。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文化意识一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徘徊。
1949年，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后，这种文化情结并没有随之而消失。
只要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在许多文化现象和冲突的背后，依然潜伏着这种情结。
第二个情结是：一方面，国人意识到，中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一定要发展商品经济并以此推动全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国人又处于“不患寡而患不均”
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
一边发展商品经济，一边又担心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导致贫富不均乃至两极分化。
这种情结也一直牢牢地纠缠着国人的文化意识，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举步维艰。
即使作为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先生，在积极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同时，又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的口号。
晚年毛泽东虽然偶尔也有发展商品经济的念头，但同时又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作为一个重要的口号提出来，从而一度使中国错失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大好时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结束了这种歧路亡羊的局面，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直徘徊于“效率优先”
和“公正优先”
这两个极端之间。
这充分表明，当代中国人还没有完全从这个情结中走出来。
第三个情结是：一方面，现代化必然蕴含着文化观念上的启蒙，而启蒙的一个根本任务是澄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始终是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而救亡图存强调的是总体性和纪律，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经济强调的也始终是同一个主题，这就在相当的程度上忽视了现代化所蕴含的启蒙主题，即对个人权利的肯定和对个人问题的探讨。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才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澄明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极端重要性。
也就是说，应当在充分肯定个人的权益的基础上处理好个体与总体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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