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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陶行知研究存在三方力量——官方力量、民间力量和学院力量，那么章开沅无疑是学院派的代表者。
他一个人，在20世纪90年代，培养了两位陶行知研究的博士——周洪宇和余子侠。
他们如今已经成为陶行知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了。
斋藤秋男是海外陶行知研究的代表，如果谁是一生只从事陶行知研究的，那恐怕只有斋藤秋男了。
关于他的贡献，金林祥教授有专文介绍。
金林祥指出，斋藤秋男是陶行知著作的日译先驱，是介绍陶行知的主将，他提出了“整体把握陶行知人格形象”
的观点，培养了海外第一个陶行知研究博士——牧野笃。
这一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第三代有周洪宇、余子侠、金林祥、陈汉才、牧野笃、童富勇等。
这六人中前四位皆任教于师范大学教育系科，都是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洪宇、余子侠、牧野笃的博士论文皆是关于陶行知研究的，可以说是科班出身。
笔者之所以强调学术的资格和资历，并非迷信文凭和学位，只是想指出陶行知研究学院化的趋势——其实已经不是“趋势”
，而是一种现实状况。
陶行知研究如果要在学术上求进步，学院化是必由之路。
周洪宇、余子侠这两位史学博士把历史学重史料的传统带入陶行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典范性。
周洪宇已经指导了一位陶行知研究的博士研究生。
余子侠教授的著作《山乡里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特别显示出扎实的功力，没有10余年的积累和训练是无法写出来的。
金林祥教授主编的《20世纪陶行知研究》可谓20世纪陶行知研究史的总结性著作，构建了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史大致面貌，具有方法论性质的重大意义。
从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学术单位、学术队伍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陶行知研究共同体已经形成。
[1]原载李刚：《历史与范型——陶行知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系》，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页。
[3]现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共同体应该是中国科学社。
[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第6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是和场域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成伯清.布尔迪厄的用途[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页。
）
[6]［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4页。
[7]［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8]成伯清.布尔迪厄的用途[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9]［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1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11]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12]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13]何兆武，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14][美]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15]成伯清.布尔迪厄的用途[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刘成富，张燕译，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16]邹志仁，等：《情报研究定量方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1页。
[17]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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