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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他们在陶行知研究领域活跃的时间段、成果、历史影响，可以把他们划分成三代，其中各代的代表性人物分别是：
第一代有戴伯韬、方与严、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戴自俺、孙铭勋、方明、张健、张宗麟、李楚材、朱泽甫。
他们基本上是陶行知的“声闻”
弟子，其中大多数人是晓庄和山海工学团时期的学生，也是陶行知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1949年以后甚至在1978年以后，他们仍然长期对陶行知研究起重大影响。
他们对陶行知思想有切身的体会。
对陶行知思想直接做出发展工作的主要是他们。
他们还无法把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单纯对象化，作为学术处理的对象，而是和自己的人生和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
他们是思想超过学术的一代。
朱泽甫的《陶行知年谱》是最具功力的一部年谱类专著。
顾颉刚先生说年谱是一个人的历史，非常重要，因为伟大的历史是常由一个人造成的。
年谱的体例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谱主自撰的。
此种年谱最为可贵，因其出于自道，必有为他人所不能道的，固然自道之作总有令人不尽满意之处，然仍为一绝好的史料。
第二种为其朋友、子弟、门生所作。
此种年谱价值也很高，因为作谱的人对谱主极为接近，对其生活经历也知道得非常清楚，其史料价值总是极为可贵。
只是此类年谱，多不免阿谀溢美之词而已。
第三种为后人补作或修改昔人所做的年谱。
此种年谱作时极为困难，因作谱与谱主的年代相隔太远，或虽不过远，而与谱主并无密切的关系，由于作谱的人仅能在谱主所遗留之文字记去苦心钩稽史料，因此在著作上很难得到谱主的真相[17]。
朱泽甫的《陶行知年谱》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
第二代有胡晓风、金成林、斋藤秋男、章开沅、陈波、董宝良、陈汉才、朱宕潜、阿部洋。
胡晓风由于其承上启下的贡献，把自己划为第二代陶行知研究专家。
胡晓风可算是新时期陶行知研究主要引导者和参与者之一。
他实际主持了川版《陶行知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且在陶行知研究方面写出了76篇论文，他还是最早推动陶行知现代化思想研究的学者。
在整个学术风格上，他创造了一条新的陶行知思想研究方法，就是文献学基础之上的思想史研究，这一点下文再展开申论。
金成林是陶行知重庆社会大学时期的学生，长期担任四川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学习研究陶行知达60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倡导成立“育才社大校史研究会”
。
他和胡晓风先生密切配合写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文章。
陈波与陶行知只有一面之缘，1948年在晓庄小学任教导主任的同时，经陶行知的老友姚文彩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哲学系师从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学习教育心理学，1950年回老家浙江丽水从事教育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陶行知研究。
胡晓风、金成林、陈波等人的陶行知研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境界高”
。
他们不像学院派的陶行知研究那么冷静中立，但却深得陶行知精神的精髓。
他们以亲身苦难证得一个道理，革命不仅是夺取政权，而是如胡晓风所说，“革命泛指包括抗战、反对一党专制在内的所有人类社会的大变革，其焦点始终都是极为错综复杂而又反反复复的民主与专制的相互较量”
。
他说：“生活教育是指在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中，把教育变成生活，把生活变成教育。”
他们晚年回归到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原初出发点，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为共和国造一个民主基础。
所以他们才能以衰老之躯，皓首穷经编辑出版《陶行知全集》，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的弟子整理老师文献范畴；而具备西西弗那样的历史悲壮感。
章开沅和陶行知都是金陵大学的校友，他在国内开创教会大学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此系列研究早已名满天下。
目前这个研究向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向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研究，二是向高等教育史研究。
陶行知研究不过是这整个研究中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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