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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坚持与现实结合，与实践联姻。
陶行知思想并不产生于大学的高楼深院，也不出于理论家的书斋，而是产生于改革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教育的伟大实践。
陶行知的学说，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寻求中华民族和中国教育出路的学说。
因此，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同中国社会实际和教育实践密不可分。
20世纪陶行知研究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21世纪的陶行知研究，必须坚持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密切联系，才能有所作为，也才会有地位，有价值，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五，不能陈陈相因，重在创造发展。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陶行知研究更应是这样。
陶行知重视创造，他曾说：“仿我者死，创我者生。”
[3]从这个意义上说，陶行知的学说，又是一种创造的学说，发展的学说。
而且在事实上，由于时代变迁等原因，陶行知著述中某些具体结论、方式方法等，确实也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现实。
因此，我们对陶行知思想不能作教条主义的理解，对陶行知的研究也不能陈陈相因，而应该在实践和研究中，勇于创造和发展陶行知思想。
第六，要重视队伍的组织和年轻新生力量的培养。
在20世纪陶行知研究的发展进程中，一大批陶行知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他们的带领和影响下，许多“新陶子”
茁壮成长，其中不少人成为陶行知研究的中坚力量。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陶行知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中，有的已经作古，许多人年事已高，逐渐淡出陶行知研究的第一线。
在他们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陶行知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人也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
因此，重新组织陶行知研究队伍，注重培养年轻新生力量，使陶行知研究后继有人，陶行知研究事业生生不息，这是21世纪陶行知研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本书是一部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发展史。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有学者已注意到陶行知研究学术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对国内和日本、欧美等国外陶行知研究情况分别做了介绍。
如有的论者把1927—1991年国内陶行知研究，划分为以下五个时期做评价：客观探讨期（1927-1946）、客观全面评价期（1946-1950）、黑暗期（1951-1953）、翻案期（1956-1958）、实践期（1978年至今）。
[4]上述研究成果，粗线条地勾勒了国内陶行知研究的发展历程，初步展现了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的概貌。
他们开创性的工作，为后来者开辟了道路，浇铸了地基，搭建了前行的平台。
我们的研究正是他们工作的延续，是在他们基础上的拓展和推进。
在编撰此书时，我们注意了以下几点：第一，把陶行知研究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
20世纪的陶行知研究，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
但同时，它又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演变的深刻影响。
在80余年间，陶行知研究的跌宕起伏，潮起潮落，正是这种影响的深刻反映。
所以，本书的撰写，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将陶行知研究置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的背景下做历史考察和科学分析。
第二，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
作为一部陶行知研究的学术史，它必然以前人和时贤的陶行知研究成果，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践试验的成果为研究对象。
因此，我们翻阅各种文献资料，查阅各种报纸杂志，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研究成果，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客观、公正地分析、研究，既不随意拔高，也不故意贬低，力求真实地反映20世纪陶行知研究丰富性、多样性的历史原貌。
第三，既全面综合介绍，更注重专题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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