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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陶行知的学生、同事和朋友，长期以来一直起着骨干和核心的作用；教育工作者，尤其是实际工作者的参与度在不断扩大，这种现象在发展实验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四，实践性。
陶行知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重视实践的秉性。
教授法改为教学法的辩论，其目的是为了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各科教学实践中推行教学法。
学习、宣传晓庄学校，同样也是为了推广、效法晓庄的办学经验，创办更多的晓庄式的学校。
在发展实验期，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以更强劲的势头、更新的姿态与新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创造出许多新鲜经验，陶行知研究的实践性特征进一步显现。
因此，既重视理论研究，又重视实践试验，这是陶行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总而言之，20世纪陶行知研究的上述特征，既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共性，也体现了陶行知研究的特殊性。
它们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历史原因和陶行知研究自身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事20世纪陶行知研究，其目的首先是为了能够全面系统、客观公正地反映中外人士，在20世纪80余年中对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进行研究的历史真实。
其次，在此基础上，揭示80余年陶行知研究的基本走向，分析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展望今后陶行知研究的发展。
那么，历史给21世纪的陶行知研究提供了哪些启示呢？我们认为以下六点是重要的。
第一，对陶行知要正确定位。
陶行知一身数任，被认为是教育家、思想家、民主战士、爱国者、共产主义战士，等等。
但是，究其本意，察其业绩，陶行知的本质属性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是一位在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期，在中国教育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中，把外国先进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全局上改革传统教育，并取得重大突破，产生广泛影响的伟大教育改革家。
也就是说，陶行知主要是通过为人民办教育来为社会做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只是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种种制约和限制，才促使他走进政治斗争的行列，有了较多的政治色彩。
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对陶行知做评价时，就不能以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他，更不能因为他没有直接拿起枪杆子而给他扣上“改良主义”
等莫须有的帽子。
回顾20世纪陶行知研究中曾出现的失当，甚至失误，恐怕这是一个值得深刻汲取的教训。
第二，坚持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和方法。
研究评价陶行知，不应该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事件发生的人物、时间、地点，也不应该只从字面上理解，做断章取义、注释式的研究，而应该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与陶行知的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把握其整体和全局，领会其思想的精神实质。
同时，陶行知及其思想和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逐步丰富、充实和完善的。
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评价陶行知。
20世纪80余年的历史事实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这一点，陶行知的研究事业就顺利，就发展。
反之，如果我们忽视或背离了它，陶行知研究就出现曲折，甚至停滞不前。
第三，既要重视提高，又要注意普及。
21世纪的陶行知研究要在原有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和突破，必须正确处理提高与普及的关系，做到提高和普及两手都要抓，都不能放松。
在提高方面，要拓展陶行知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进一步加强陶行知自身研究的同时，要拓宽和加强陶行知与同时代其他教育家，以及与生活教育运动内部其他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和群体研究。
要对一些重大问题，组织力量攻关，多出成果，多出精品。
要加强与海外陶研学者之间的联系，相互多沟通交流，提升研究水平。
与此同时，也必须抓好普及工作。
要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如编辑陶行知著作的教师读本、中小学生读本，编撰或更新教材，编写通俗生动的书籍等，把陶行知普及到人民当中去，尤其是中小幼教师和广大中小学生当中去。
我们能否像陶行知当年开展科学下嫁运动那样，也来一个“陶行知下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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