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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陶先生所讲的大众教育，在内容方面是限于民族解放，在方法方面基本上也仍然是停留在“生活教育”
的范围。
例如在《普及大众教育》一文里，不过是把他以前所提倡的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做了一个概括。
虽然他一开始就承认了“宇宙在动。
世界在动。
人生在动，教育怎能不动？并且要动得不歇，一歇就灭”
！
在中间也认为“地球的运行是永远的前进，没有回头的可能，人只见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不知道它是跟着太阳以很大的速率向织女星飞跑，今年地球所走的路绝不是它去年所走的路。
我们只能向前开创造，没有什么可复”
。
可是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却始终没有动，却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
仍然是在“主张以生活改造生活。
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与生活摩擦”
。
提倡“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工学团，在劳力上劳心，行是知之始，否认现成知识的传授，认为传授现成知识的结果是法古，天下为公是要建筑在普及教育上，夸大小先生的作用，认为小先生能叫中华民族返老还童。
小先生实行即知即传是粉碎了知识私有，以树起天下为公万古不拔的基础？把一整个政治变成大众的政治的命题又忘记了！
当然，这不是陶先生有意或无意地忘却，而是陶先生没有真正认识大众的力量。
陶先生主观上想办大众教育，想为大众服务，这都是好的地方，然而，由于阶级立场观、思想方法没有根本转变，以致不能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改变旧有的世界观，抛弃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体系。
同一年，陶先生在《我对于联合战线的认识》一文中，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表示了热烈的拥护，认为“联合战线是要转变内战自杀的力量，而为抗日救国的力量，联合战线是中国救亡唯一的政策”
。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同年八月一日三卷第十一期）在《新中国与新教育》一文中，认为“新中国的新教育，应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
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促成联合战线；并且要推动他；应认明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培养中国的国士”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八月十六日三卷十二期）——陶先生开始认识到教育要为政治服务了（为民族解放运动服务）。
可是我们必须看清楚的，是他的教育思想还只停留在抗日救国的阶级上，而且仍然继续保存了他的超阶级的观点。
譬如他在《新大学》（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生活教育》三卷七期）一文中说“大众之德有三：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争取解放”
——就是限于民族解放的内容的。
他同时还批评了旧大学造出来的人才是两种，“一种是不肯为大众做事”
，“二种是代替大众做事”
；他也只是看到了现象，而没有看到本质，因此他就不能从根本上——政权性质的改变上，来着眼改造大学教育，而是空洞提出要办新大学来代替旧大学，“新大学是大众大学，新大学是茅棚大学，新大学是露天大学”
，谁来办，便没有下文了。
在《民族解放大学》一文中，也是把“社会即学校”
的理论排演了一番，同样表现了口号式的空洞（见《陶行知教育论文撰辑》）。
一九三六年夏天，陶先生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国（并因主张抗日被国民党通缉），在欧美宣传抗日，募集救国经费，一九三八年夏天回国。
到香港时，他说回国要做三件大事：一是要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人才，二是要在港创办中华业余补习学校，发动侨胞救国，三是要创办一难童学校，培养人才之幼苗（见《育才学校》一书之《陶行知先生传略》）。
后来，头一件事没办成，第二第三件办成了。
而且集中精神来办育才学校。
为什么要办育才学校呢？陶先生说：“我们在普及教育运动实践中，常常发现老百姓中有许多穷苦孩子有特殊才能，因为没有得到培养的机会而枯萎了。
这是一件事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个民族的损失，人类的憾事，时时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中国有这样一个缺陷要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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