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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各种救亡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版着。
广大的工人、农民、青年……的抗日情绪，推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觉悟。
陶先生这时不堪民族压迫，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及一九三六年五月底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成为积极的救亡工作者。
他所起草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经该会通过的），已说明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并开始在用教育为民族解放服务。
这是陶先生的一大转变。
但是这个方案发表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没有爆发，全国的内部和平还没有取得，反革命内战还在进行，而方案中没有提出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问题，其实是应列入教育内容或几点认识之中，因为没有这个前提条件，所谓保卫国土，收复失地，便是一句空话。
此其一。
第二，在非常课程与教育方法两项中，说有计划的非常生活便是我们有计划的非常课程，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立刻把他传给大众，使他在解决国难上发生力量，这就是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必然要求的结论（见答复庶谦先生）。
生活教育增添了新的内容，是他的进步的一面，但只是强调在行动上取得真知识，则人忽略理论对行动的指导作用，比方说在抗日战争没有开始之前，还没有全面抗战的行动，但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等而指出，弱国可以战胜强国，被侵略国家可以战胜侵略国家，正义的抗日战争可以战胜非正义的战争，那么这些知识就不能算是真知识吗？一定要在全面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便决定了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接着毛主席发表了有名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论持久战》——这些知识并不是等抗战结束才总结出来的，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些分析和预见的正确性，难道这不是真知识吗？（关于生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下一部分再谈）
这个方案是有些漏洞，但作为宣传抗日救国是有利的。
不过，如果没有人民的政权，没有抗日民主的联合政府，这个方案也是不能真正实现的。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仍是以生活教育来搞国难教育。
一九三六年是陶先生进步最多最快的一年。
在提出国难教育之后，又提出了大众教育问题。
这时，他不但反对“为少数人享受的教育”
，同时也反对“从士大夫的观点干起多数人的教育”
的“平民教育”
和“民众教育”
，而要教大众依着大众自己的志愿去干，不给知识分子玩把戏……教大众联合起来自己干活是真正的大众教育（见《普及大众教育》，载新生周刊双十节专号）。
“为什么要大众教育？中国是遇着空前的国难。
这严重的国难，小众已经解决不了，大众必得起来担负救国的责任而中国才可以救。”
什么是大众教育呢？“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大众教育是要教大众觉悟。
只是叫大众生产，生产，生产，长得肥一点，好叫小众多多宰割的教育不是大众教育。
大众教育是对大众讲真话……是要教大众行动，教育大众根据集体意识而行动……教育大家以生活为课程，以非常时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生活做他们的非常时期的计划，有组织的课程。
这非常生活，便是当前的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生活战争……民族解放与大众解放是一个不可分解的运动……大众教育只有一门大功课，这门大功课便是争取中国民族大众之解放。
若只是大众关起门来识字读书，那是逃避现实的逃走教育而不是真正的大众教育。”
认为“文化工作是反映着人类经济政治的思想”
，“文化是政治经济战争的武器”
，并且“承认大众文化的普及是要等到整个政治变成大众的政治”
（见《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这种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汉奸教育，奴化教育，亡国教育，而提出来的民族解放为前提的大众教育，力求“生活教育”
为民族解放服务，为大众教育服务，是革命的、进步的，合乎当时的要求的。
为了进行这种大众教育，提倡推广“大众歌曲与大众唱歌团”
，采用新文学，写大众文，办“大众的流通图书馆”
；在“社会即学校”
的原则下，四处“办起读书会，救国会，时事讨论会”
，在“即知即传”
的原则下，要求“得到真理的人便宜负有传授真理的义务”
。
这都是好的办法，对于抗日宣传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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