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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乡村教育，也是受了美国、丹麦资产阶级的乡村教育的影响而提出来的。
早在1919年一些没有被统治阶级重用而失意的美国留学生就由对一般教育的改造，和提倡资产阶级的教育机会均等，进而转到乡村教育的宣传方面来了；到了1926年、1927年便进入实验阶段，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和东南大学教育科农科合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在昆山的徐公桥和丹徒的新丰等地划区实验，平教总会又设立乡村教育部定县实验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教育改进社便设立了晓庄学校。
就改造中国教育和乡村教育来说，是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的，而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般改良主义者甚至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实践。
1931年陶先生搞自然科学团，做科学通俗化的工作，乃是科学救国的思想。
但提倡科学普及并非由陶先生开始，早在1914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便在美国的绮色佳城成立了中国科学社，1918年便搬回上海和南京，“以传播科学提倡实业为职志”
。
陶先生这时所着重的不过是在于通俗化而已，其改良主义思想本质是没有离开资产阶级的。
通俗化在当时文化界也是高唱入云的，陶先生只不过是搞科学的通俗化罢了。
工学团的提出，其实是陶先生一方面根据杜威学说的实用主义精神，批判了半工半读的工读学校“工自工，读自读”
的缺点，而要求工与读结合，另一方面认为“古时候的家庭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小工学团”
[3]，即是以原始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教育为根据，再一方面，则想用教育改造社会，发展生产。
把改造学校、改造社会、在生产部门（工厂、农场）普及教育这三个概念集中起来，便产生了具体实现生活教育的办法——工学团，便构成了改良主义者的新村、新世界。
工学团的主张，乃是调和阶级关系和师生关系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乃是在“呆板的办工场，呆板的办学校，呆板的干社会工作都没有意思！
因为这样的干是割裂人生，使生活的细胞解体，所以办的人个个弄得焦头烂额，找不着出路”
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
陶先生主张办工场要“同时注意到工人之进步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
，“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厂”
。
办学校要“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
“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
。
改造社会要“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
（同前书）。
其实这种“有意义的工场”
仍然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有意义的学校”
不过变成了发展生产的工厂，这种“有意义的社会”
仍然是旧政权旧经济统治着的社会。
陶先生的口号、名称虽在变化，而其中心思想——要在旧社会的制度下，以调和阶级关系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是没有变的。
就是以后提出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仍然存在着这种思想。
以上这些变化，乃是陶先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使生活教育理论向前发展的结果，并非“灵机一动”
、偶然出现的。
[1]原载《人民教育》，1951年第12期。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3、95页。
[3]见《古庙敲钟录》，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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