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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节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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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道路与改良主义道路
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和道路。
一条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认定中国的贫弱而落后，乃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主、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之剥削压迫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要解放，就必须要打倒这些敌人，推翻反革命的统治，进行土地改良，建立人民的政权，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组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革命的同盟者，组织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战争。
三十年来，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上了这彻底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胜利的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另一条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道路。
这些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落后，乃是由于内部纷争，文化不普及，科学不发达，人民愚昧自私；他们认为在反动统治基础上，只要做出某些政治上的改良，便可调和阶级战争，便可使中国强盛。
其中又有所谓教育救国者，他们认为中国要普及教育和科学，用文质彬彬的教育方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幻想在两大敌对阵营的武装战争的夹缝中，躲在城市或乡村的一角，找出一条既不流血又能“成功”
的和平坦途。
他们高举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旗子，高唱普及教育的调子；在旗子上标榜着各种不同的旗号。
如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生活教育，各有各的好，各说各的主张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
的道路。
但是随着中国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大革命的进程中，所谓改良主义者的第三条道路，是彻底地破产了，于是他们中有的就转向于革命阵营，跟着共产党走了，有的就退休了，消失了他们的踪影，有的就完全走到国民党反动派那边去了，显露了他们真实的反动面貌。
改良主义者标榜着“为国为民”
、“为人民”
的超阶级超政治的口号，自称为第三者，而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服务的，是直接或间接反对革命路线的；他们的思想是反动的，是唯心论的。
在教育救国论者中，陶行知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直至晚年才由改良主义者逐渐变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
他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他的教育学在中国传播了将近二十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六年），在教育界的影响是不小的。
到底他的教育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还是资产级的教育思想？是辩证唯物论的，还是唯心论的？是革命的教育学说，还是改良主义的教育学说？是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相符合的，还是相违背的？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他的学说？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有研究的必要了。
二、从发展过程来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先生十五岁（一九○六年）便入耶稣堂内地会所设立的崇一学堂，肄业，十九岁（一九一○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肄业，二十三岁（一九一四年）赴美留学，二十五岁（一九一六年）回国。
由于接受了欧美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所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便传播了这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五四运动前后，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抬头，无产阶级也有了新的发展的时候，人们都在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
马列主义和各种学说，如杜威的实验主义等同时在中国传播着、战争着。
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武断迷信，反老八股，反帝国主义等。
这时陶先生的注意力正放在教学方法的改造方面，据他自己说“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
[2]从教学法的改革开始，他进一步地想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因此在一九二一年组织了中华改进社，并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改进教育的论文。
陶先生开始从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其他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和洋八股。
如搜集在《中国教育改造》一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介试验主义，反对传统教育的，如他说：“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
（见该书《试验主义与新教育》）这是陶先生提介资产阶级教育必须中国化的开始。
同时他又提介“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
，如果全国推行了这种职业教育，那么“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军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党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
（见该书《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
这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反映在教育方面的实用主义。
前者是教育的方法，后者是教育的内容；这两个主张，正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正是合乎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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