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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需要用试验主义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内容来训练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后备军，并使之中国化，而便于推行。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是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陶先生当时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所以他远离了这个伟大的历史巨变，而响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所介导的平民教育（欧美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并在江苏当局的赞助下首先在南京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九二三年在南京成立），以及同年八月在北京参加该地总会的成立。
认为“中国政治虽不统一，但教育是统一的。
我们深信统一的教育可以促成统一的国家”
。
“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都市里提倡平民教育，一大半靠商界。
汉口各商团联合会周会长尤其热心，他手创的几个平民学校都很有成绩……工厂主人提倡此事最有力的有武昌李紫云先生，我们希望全国的工厂继起提倡工人的平民教育……”
[3]陶先生自己亲手编《平民千字课》和往各省推行平民教育。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先生一方面是教育救国论者，另一方面是要尽力使教育为工商业资本家服务，和依靠工商业资本家。
平民教育并不是真正为广大市民（店员）和工人服务的，而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的。
有的人认为陶先生提倡平民教育是从大众的立场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根本错误的。
乡村教育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成为教育界讨论的题目了；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受了美国、丹麦的乡村教育的影响。
当时一些没有被统治阶级重视而失意的美国留学生，就由一般教育的改造和提倡教育均等，进而转到乡村教育的宣传方面。
到了一九二六年，便逐渐由讨论阶段而进入实践阶段，由城市的平民教育而转入乡村教育。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
大屠杀，民主资产阶级随着反革命走了，共产党则单独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国、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革命的主力从城市深入到农村，团结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陶先生则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想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中找到一条中间的出路，他也把眼睛从城市转向乡村，放弃了平民教育的口号，想进一步普及广大乡村教育，企图以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社会。
陶先生写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说：“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
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他以同样的精神说道，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
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
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生路是什么呢？陶先生回答说：“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
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
他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
他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
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
……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
的伟大的新生命。”
一句话，就是要以乡村教育来拯救中国。
丝毫也不触及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和生产关系，这就是十足的教育救国论的主张！
在这种主张之下，他自己首先以实验主义的精神来从事试验，想做一个榜样，以便推行全国。
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城外的一角创办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简称为晓庄学校），进一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等主张，这就是陶先生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说的开始。
晓庄教育的真相是什么？陶先生说“是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
。
什么是野人生活？就是当时的农民生活。
“封建制度下之农民生活是最不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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