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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教育学说，是杜威学说在中国的翻版吗？为什么杜威的学说口号，到了中国的陶行知的手里，便翻了半个筋斗呢？为什么他的口号时时变换呢？总之，为什么要翻新花样？
白韬同志指出了他的哲学基础，当然是对的。
但是，还有他的阶级基础及时代背景还没追究出来。
杜威的教育学说，在美国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到了中国，自然也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教育家所欢迎的，所乐意实行，因为这是合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
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比欧美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要尖锐得多，中国的官僚、买办的资产阶级限制了自有资产阶级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由资产阶级可以起来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在政治上，虽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让自由资产阶级插了一脚，可是，并站不稳，在教育上也是同样的。
自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反映到教育思想方面，便要求反封建买办教育，要求反老八股和洋八股。
所以在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便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思想。
然而陶先生在直接搬运杜威学说来改造中国旧教育的过程中（1921年前后），碰到了旧教育的种种抵抗（如在南京高师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时遇到的困难），同时又觉得光走资产阶级的道路，要夺取旧教育权，力量不够，行不通，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城市平民和乡下农民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才能适应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于是转向改良主义的道路，企图在旧政权旧经济的统治下用杜威的学说来服务于城市的平民和乡村的农民。
但城市和农村没有现成的学校可利用，所以杜威的学说，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手里，便不能不到社会和生活中去开创教育的新天地，不能不把他变为“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了。
因为学校是掌握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里，要普遍实现“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很困难，要他们来真正办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广泛的替资本家培养生产后备军就更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陶先生便提出了：“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
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它，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
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
实际上是改良主义者认为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
在理论上为自己找根据。
这种认识是充分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阶级的软弱性。
所以，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不是杜威学说的简单翻版，而是杜威学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具体的运用和新的发展。
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激变中，是起了分化和变化的。
原来都是在一起搞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后来便不能不分道扬镳了，有的成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柱，有的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有的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陶先生则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日益进步了，成了民族民主阶级的战士。
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他的普及教育的口号，时时变换呢？
据陶先生自己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的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喜欢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普及。”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就可以使我们从迷恋《普及大众教育》一文中醒悟过来，（该文发表于1936年的新生周刊双十节专号），同时也可以了解口号虽变，其阶级本质和基本观点并没有变。
如在《普及大众教育》中，仍然是那一套生活教育理论，所不同的是只是以前他“对于儿童大众的力量还没有正确的估定，对于学校式的传统教育还没有看破”
，到了1932年以后，才认为“在儿童大众的力量新估计之下，如果大家把传统学校教育彻底看破，则普及中国教育不但有可能性，并且是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减”
的。
他的普及教育的信念，是多么坚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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