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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白韬同志认为：“我们研究陶行知先生时，对他政治上属于革命派而教育思想则属于错误的一方面，应有明确的认识。”
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存在呢？没有解释。
董纯才同志则认为：“这种一方面革命，另方面又不革命的矛盾，正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性的反映。
一方面，他感觉到了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在改良主义碰壁之后，如果不甘心走向反革命，势必转向革命找出路，跟着共产党走，与无产阶级合作。
这是陶先生转向革命的由来。
另一方面，他跟资产阶级若即若离，实际上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例如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改良主义教育思想，就在他的脑子里扎下了相当深的根。”
“由此可见，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教育家，在政治上革命，在教育上不革命，那也就不足怪了。”
我认为这种把政治和教育分离的看法是不妥当的。
陶先生自“一二·九”
运动以后，到他死为止，在政治上表现是：主张抗日，要求民主，赞成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民族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成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战士；在教育上的表现是：提出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的主张，以及在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中进行民主教育，主张普及教育，等等，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要求教育为抗日战争和人民大众服务。
这些表现，在抗日战争中和民主斗争中，基本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合乎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
我们不能将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和教育上的表现截然分开。
但是我们同时又必须明确地指出：陶行知只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同路人，只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无论他在政治上或教育上所表现的进步和革命，都是属于自由资产阶级的。
我们今天来研究陶行知的言行，除了要在他的发展阶段上分清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外，还要进一步分析他后期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存在的进步性和落后性，革命性和动摇性。
而不能简单地说一句他政治上革命，教育上就不革命就完事了。
“一二·九”
运动以后陶先生在政治上是属于革命派的，然而他的政治主张仍然受了阶级性的限制，他所认识到的民主，基本上没有超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革命的武装斗争和土地改革都认识不清，或者看不见，甚至对反动派还有某些幻想。
他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出了革命精神，他方面也存在着落后的思想。
所以，虽然他在政治上是属于革命派的，但他并不是彻底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而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同路人。
在教育上也和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一样，一方面要求教育为抗日战争和民主斗争服务，表现了他的革命精神，他方面又存在着杜威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
在政治上，我们应该肯定他是革命性的一面，批判他落后性的一面，在教育上，我们同样应该肯定他是革命性的一面，批判他落后性的一面，而不能得出“在政治上革命，在教育上不革命”
的错误结论。
因为这个结论是不合乎事实的，是简单地抹杀了他在政治上的落后面和教育上的革命面。
为什么他在政治上和教育上存在着两面性呢？这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性的表现，而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思想本质。
自由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己，是要求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是能够参加革命的；具有自由资产阶级思想的陶行知，在政治上和教育上表现了革命性，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这是必然的现象。
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仅仅是“若即若离”
，“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
，而是主要地依靠了自由资产阶级，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
为了澄清目前教育思想中的混乱现象，来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落后性或者反动的一面，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
但不能把他在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性或革命的一面予以抹杀，而笼统地说他在教育上是不革命的。
三、为什么陶行知要翻新花样？
在上述两篇文章中，都提到陶先生好翻新花样，白韬同志认为“陶先生之好翻新花样，完全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的幻想，灵机一动从头脑里想出来的，并不是根据历史唯物论的……”
董纯才同志则认为“陶行知的教育学说，那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
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他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这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花样翻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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