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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民主的看法，在《民主》一文中说：“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不致从大地上消灭’一语，是指政治民主。
中山先生所说之民生主义，罗斯福总统所说之无不是之自由，是指经济民主。
山海工学团所主张之教育为公，和陕甘宁边区所实行之民办学校，是指文化民主。
中国五四运动在社会关系上所发动之种种改革，例如，男女平等，是指走向社会民主。
威尔逊总统所倡导之民族自决，中山先生所倡导之民族主义，是走向国际民主……从总的方面来说，古人所讲的话而现在还引导作用的，莫过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近人毛泽东先生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都系实现真正的民主的路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所了解的民主内容不但属于资产阶级性的，而且是东扯西凑的。
虽然他看过《新民主主义论》，而他并没有真正了解它。
虽然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实现真正民主的路线，但他并没有看到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全面的民主——他只看到了边区的文化民主，看不见边区的政治、经济上的民主。
把山海工学团的主张与边区的民办学校相提并论也是不对的。
仅仅把边区的民办学校看成文化民主也是不对的，难道边区的公办学校是不属于文化民主之内的吗？这都是由阶级性限制的，所不能看清楚的。
反对法西斯、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民主，要求实施民主教育，是好的，是对的，是革命的，然而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的。
虽然他也提倡大众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但是，它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大众教育，而是资产阶级的大众教育。
与他最初提倡的平民教育，在名词上虽有区别，在内容上也有所变化，然而，其阶级本质是没有变的。
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想依靠人民大众来解决他们本阶级的问题。
在反对国民党独裁制度的斗争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他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很软弱的，他们便需要联合，需要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以他们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不能不赞成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能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不提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教育。
何况他本来就是信奉平民教育的，把平民教育改为大众教育，并非困难的事。
许多人都被陶先生的“大众教育”
所迷惑，以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无产阶级的思想，退一步则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其实，他虽有某些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而他的基本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的。
在“一二·九”
运动前的陶先生，一直是高唱着各种名称的普及教育，并企图以教育来改造社会，这种改良主义的色彩是很容易使人分辨出来的。
以后，他主张抗日和民主，但改良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完全丢掉，虽然在态度上比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革命，较一些经济基础稳固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定一些，可是，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却仍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范畴。
在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上（手工业和小农经济）所生长出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政治上要求极端民主、极端平等的权利，在经济上要求绝对平均主义，而陶先生这两种基本的主张都没有。
毛主席在《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曾经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另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2]如果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的不但可以赞成土地改革，而且可能赞成农业社会主义。
另外，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的特点（也是从不稳固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是好走极端，忽左忽右，捉摸不定。
但陶先生一生并非如此。
从他1916年回国以来，几乎28年是不谈政治的，直到“一二·九”
运动前后才谈谈政治。
他的政治倾向是比较稳健的。
在《古庙敲钟录》一书中，陶先生除了发挥教育万能论之外，是存在着某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的，这是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分。
然而，在这书中最突出最集中要表现的却是要大大发展生产，而不是仅仅保持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以致提出要把全部教育经费和军事费都拿来开办工厂；很显然地，这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
他搞了二十多年的普及教育，其中心思想就是调和阶级关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
以上说他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说他是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这并不妨碍他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成为伟大的民主教育家；换句话说，虽然，他是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但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是尽了力量的，伟大的民主教育家的称号，仍是受之无愧的。
二、陶行知在政治上革命，在教育上不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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