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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这些论述至今仍然在帮助人们与世俗的创造观划清界限。
陶行知首创“教学做合一”
论，从理论上将实践能力的培养放在了教育的重要位置，这意味着，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培养他们实践能力的首要条件。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现代教育理论十分契合。
近年来，国外心理学界的一些学者经过多年研究认为，智商并不是确定一个人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能够成功地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就是高能力的人。
为了培养高能力的人，他们认为教师必须树立“问题意识”
，甚至指出：“问题的解决”
，将是21世纪课程的核心。
陶行知总结人类创造发明的历史，对“问题”
的价值早有深刻的论述，他曾通俗地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
至于如何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仅有“问题意识”
显然是不够的。
在“问题意识”
与“问题解决”
之间，还应有一个重要的“中介”
，那就是“方法”
。
陶行知对此十分敏感，他为了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很早就将“方法”
的教授，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并且天才地将“方法”
分为“治学”
与“治事”
两大类。
这与当今世界心理学界大师们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正由于“创造”
是“生活教育论”
活的灵魂，全国“学陶、师陶”
的先进集体，无不呈现一派创新的勃勃生机。
“新教育”
运动，响应五四时期“科学”
与“民主”
的号召，曾经大力提倡科学教育与教育科学，并参与了学术界的“科玄论战”
。
陶行知继承发展了“五四”
的科学精神，它从兴国富民的高度，深刻阐述了科学与教育的重要作用，可谓我国“科教兴国”
政策之先声。
就科学教育本身而言，他开创了我国的科普教育，系统论述了科学教育的实施途径、原则与方法，热情创建了适合儿童特点的、生动活泼的、多种多样的科学教育形式，并将科学教育与创造教育融为一体，大大提升了科学教育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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