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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有之,这类教育家,希冀通过乡村教育恢复宗法礼俗,以实现“民族文化”
的复兴。
陶行知却将乡村教育由识文断字、整顿礼俗,引向了“生利的教育”
,要“训练真农民使生产力与武力合而为一”
,成为“全世界农民解放的准备”
。
陶行知深知农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但他推行乡村教育却不是为了“农化”
,而是为了实现“工化”
,促进中国农村“向着工业文明前进”
。
乡村教育运动,自国家主义派的余家菊倡议之后,逐渐形成了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乡村生活改造派”
,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
,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
,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
……后期则有以雷沛鸿为代表的、熔乡村教育与国民基础教育于一炉的广西派,等等。
陶行知在乡村教育运动中,独树一帜,在于他针对当时的反动统治,坚持走“政教分离”
的道路,而其他派别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政教合一”
的体制。
中华职业教育社原也主张“政教分离”
,注意保持其乡村教育实验的自身特色,但1934年交由地方人士接管后,其实验区的区长,竟由地方行政首长兼任。
唯有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以“政教分离”
为始终,在办学体制上,他坚持以民众为主体,并与民众的爱国进步斗争相结合。
他的乡村教育,诚如他在晓庄师范被查封时发表的《护校宣言》所言:“干的是顺着时代革命的革命教育”
。
正是陶行知将“新教育”
运动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主流,指向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饱含“新教育”
运动中涌动着的教育救国热情,为了寻觅中华民族和中国教育的出路,他殚精竭虑上下求索,历尽艰辛,终以思想家的睿智,正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基本走向。
他曾深刻指出,中国要建造的是“合理的工业文明”
,亦即合理的现代化。
他倡导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以发展科学为基础,具有“川流不息”
的活力,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革命化为先导的,这是有别于西方国家而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这样的现代化,不正是经过工业化血与火的洗礼后,世界现代精英们的理想和追求吗?这一构想竟出自于一位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国家的哲人之脑,不能不使人格外感到惊讶和感佩。
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将会理解实现现代化,是百年来中国志士仁人的理想,而陶行知关于现代化的论述,则是他对前几代中国人现代化认识的飞跃,更是对1933年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
讨论成果的升华与发展。
他的贡献决不仅限于此,值得珍惜的还有,陶行知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构建了相应的现代教育理论体系。
众所周知,培养目标是决定教育性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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