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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他有了坚定不移的人民立场，才有为人民服务的深挚热情，才能产生“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进不俱，达者不恋”
的高尚精神；才能形成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
的伟大人格；才能使他乐观，前进，不畏艰苦，百折不回，积极奋斗，视死如归。
他不怕反动派封闭他的学校，不怕反动派通缉他，迫害他。
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自然学园、育才学校等，一个接一个，表现了他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二、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的教育
陶先生要求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自由平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他认识到教育是民族和人类解放的武器。
他在一首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歌词里说，“杀猪的对猪说，我们应该合作……杀牛的对牛说，我们应该合作”
，用这种比喻来揭露帝国主义所谓国际“合作”
的欺骗性。
他进一步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还须“拿出你的小拳头”
，这就是说要用武力。
他批判胡适不反对帝国主义：“明于考古，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6]“九·一八”
事变以后，胡适主张撤退，再等五十年。
陶先生尖锐地批评他是想当亡国奴了。
这种热爱民族独立，反对帝帝国主义的立场，贯彻在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之中，要求教育成为解放民族的工具。
陶先生反对洋化教育，反对奴化教育，教导学生要“联合起来打公敌”
，主张“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培养中国的斗士”
。
[7]这就把“培养中国的斗士”
作为新教育的培养目标了。
中华民族进入国难，抗战时期，他又要教育和国难、抗战结合起来了。
在这时期，陶先生组织了“国难教育社”
，参加了救国会，制订了“国难教育方案”
。
“七·七”
事变后，国难教育转为抗战教育，《生活教育》杂志改为《抗战教育》了。
陶先生在强烈的民族性原则指引下，长期寻求争取民族自由平等的独创的教育体系。
1939年他在为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而写的《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中，指出十二年当中（1927年晓庄师范建校算起——作者注）他干的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探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
我认为陶先生做的这三件事可以概括为寻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独立的教育道路。
这一条道路不但他没有走完，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走下去。
陶先生反对“沿袭陈法”
，也反对“仪型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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