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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私宅。
蒋、冯权力斗争激烈之后，陶行知被缉也就顺理成章了。
通缉令一下，南京就有“蓝色行知”
[23]的封号了。
1931年4月16日，冯玉祥写道：“陶知行不知在何处，真对不起他。”
[24]为此，冯玉祥致电行政院长孙科，请其予以取消对陶的通缉。
孙科处事也颇为迅速，当日即批示下属查明此事，很快对陶行知的通缉就予以取消。
至于孙科举事之中是否顾及陶为哥大同学一事，却是难以揣测了。
冯、黄二人在陶危难之时不仅不离不弃，还始终想方设法予以援助，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陶行知社会资本中的“同质交往”
发挥了重要作用。
林南认为在社会资本交换中存在着大量的同质性互动，也就是上文所提及似我（like-me）原则。
就陶与冯、黄二人的交往而言，他与二人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同质性互动。
陶行知与黄炎培相识甚早，两人对于教育理念颇为相似，黄炎培曾于1916年12月5日致陶行知的函中发愿，愿以今后数十年的精力致力于中国教育[25]，而陶行知亦曾表示改造百万乡村，这种似我（like-me）情感互动历经多年，终于在陶行知社会资本重建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陶行知与冯玉祥之间也存在着同质交往，两人既是安徽老乡，又同信仰基督的博爱精神，再者，二人都推崇平民性，冯玉祥号称“布衣将军”
，而陶行知也冀图用平民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使得两人之间的同质交往也日渐颇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资本的重建阶段，陶行知充分利用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资本。
访美期间，正值“七君子”
入狱，他在哥大奔走呼号，联络了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一大批美国社会名流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26]。
此外，他还代杜威起草了致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爱因斯坦的公开信，呼吁抵制日货，惩治日本侵略者。
通过这些大手笔的运作，陶行知不仅在当地华人华侨中建立了极高的声望，还将其影响力扩大至全球，为将来社会资本顶峰的到来铺下了伏笔。
（四）高峰期：多元的资本转换
1938年8月，陶行知从海外归国。
在海外出访所具的威望及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使他一归国就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并开始受到军政高层的青睐，最重要的是，当年为联合抗日所奔走呼号一事，更使得他成为国共合作的“媒婆”
。
10月初到武汉，他就相继与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邓颖超、李宗仁、白崇禧、陈诚、陈立夫等国共要员晤商国事，不仅如此，《新华日报》还对其进行追踪报道。
此后的国民参政会上他亦提出诸多提案，力主增强抗战力量。
符号资本的大量累积使得陶行知开始考虑将其转换为经济资本，即再度投身教育事业。
在晓庄复校无果之后，陶行知在重庆又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番事业——育才学校。
相较于他早期事业而言，育才的创办不可谓不困难，用陶行知自己的话说是“抱着爱人游泳”
。
此时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经济状况与创办晓庄所处的“黄金十年”
根本无法可比，即使凭借陶行知符号资本转化而来的大量经济支援，育才也是步履维艰。
为解育才之囊中羞涩，陶行知到处化缘，这其中安徽籍同乡冯玉祥、许世英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
除了在其社会网络中主动寻求同质性互动之外，陶行知还积极谋划异质性互动。
林南认为异质性互动不能促进情感分享或者情感不能导致异质性互动。
在异质性互动中，行动者对于资源运用的控制是不相等的、存在差异的，需要评估每人参与交换的意愿，所以异质性互动的参与双方要比同质性互动付出更多的努力。
[27]为实现异质性互动，陶行知创造了“育才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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