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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东南大学成立后，陶行知任教育系主任，直到1923年离职，赴京专职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
纵观陶行知在南京的教学经历而言，无论南高师还是东南大学，在当时国内已属于一流高校，陶行知名列学校的领导层，其拥有的符号资本（声望与荣誉）都有利于其事业的进一步拓展。
除了利用南高师及东大的平台壮大其符号资本以外，陶行知还通过撰文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在南高师任职早期，陶行知利用《金陵光》不断向外阐述其教育思想，其早年较为重要的文章如《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育研究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都刊载于《金陵光》。
然而，《金陵光》毕竟属于大学校刊，影响力有限，这时，哥大校友蒋梦麟的适时出现就很有必要了。
蒋梦麟哥大毕业归国后，担任《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的主编，在他的邀请下，陶行知相继在该刊发表了《教学合一》、《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文，使其教育主张与理念很快为全国所知晓。
进一步扩大陶行知社会影响力的莫过于杜威、孟禄来华及其当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
1919年至1922年间，杜威、孟禄相继来华，走遍中华大江南北诸多城市，宣传其教育学说与理念，陶行知分别陪同二人并多次担任翻译，“挟师威以令天下诸侯”
，大大提高了其社会声望，为其积累了足够的符号资本。
孟禄离华之际，还见证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成立，并当选为名誉董事，董事则有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九人，陶行知为主任干事。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董事，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精英、顶层人物，陶行知赴京与之共事，其所得潜在的符号资本已远远超越了南京时期。
随着改进社所办平民教育运动的愈演愈烈，陶行知奔走于全国各地，结交当地高官达人，不断地将其声望辐射至全国各地。
此后，陶行知还相继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秘书等职，并与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结交的人物也逐步涉及梁启超、颜惠庆、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丁文江、严修等中国政界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而陶行知本人俨然也是中国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了。
借助个人的符号资本及改进社乡村教育同志会的名义，陶行知于1927年顺利创办起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虽然初创阶段经费筹措困难重重，但陶行知还是借助个人声望使得“学校经费来源”
项下留下了一长串的名号[15]，甚至连蒋介石也为晓庄做了几分贡献。
[16]可以说，在这段时期内，陶行知通过个人符号资本实现了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从而达到了个人社会资本的第一个顶峰。
（三）重建期：资本的同质互动
1931年4月，一纸通缉令将陶行知从事业顶峰打到了谷底。
国民政府认为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情事”
[17]，准备将其捉拿归案。
幸运的是，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此刻发挥了作用，陶行知早一日从上层朋友处得知通缉一事，提前逃离了军警的拘捕。
虽然侥幸逃脱入狱之罪，但通缉令的后果却是让陶氏苦心经营多年的社会资本一夜瓦解。
蒋梦麟、胡适等人对其避而远之，朱经农更是讽刺陶为“一丘之貉”
。
在胡适的日记中，提及陶行知共有43处，内中有38处是留美归国后至陶氏被通缉前，至于1930年陶行知被通缉至1946年去世，日记只有三处提及[18]，可见这对同乡同龄同门是渐行渐远。
蒋梦麟更是在晓庄未被查封前就提醒陶行知要注意晓庄的“伤风咳嗽”
，这既可以看成是校友之间的一种关怀，也可看成是双方之间政治立场的分歧。
在陶行知社会资本一落千丈、亟待重建之时，不可不提及黄炎培的作用。
这位早在1914年就参加陶行知金大毕业典礼的前江苏教育司司长，在危难时刻给予了陶行知莫大的帮助。
在陶行知隐居上海期间，黄炎培不仅不避讳陶为一名通缉犯，还屡次带其外出参与各类活动[19]，并为通缉一事拜访王正廷、孔祥熙等政界要员[20]。
黄对陶的帮助并不仅限于此，1938年，陶行知在遭受二次通缉归国之后，黄炎培又与杜月笙、钱永铭于9月18日“电蒋介石委员长，介绍陶行知谒见。”
[21]22日黄得蒋介石复电，“请即转知陶知行前往。”
[22]仅9月份，黄的日记中提及陶十次，可见此段时间两人交往之密。
另外，陶行知的另一位至交好友冯玉祥在此对其也援助甚多。
陶行知初次被缉可谓因冯而起，也因冯而终。
晓庄被封、陶行知被通缉既是由于学生的激进运动，也是因为陶、冯交往甚密。
冯不仅援助枪支与陶建立晓庄自卫队，更在晓庄有一处取名“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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