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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多数之横暴”
[45]。
当我们今天回首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得不叹服陶行知对历史发展的洞察力。
1914年，在他发表《共和精义》的时候，前面两种险象已经出现，国民程度不足自不必说，“伪领袖”
袁世凯已经在破坏共和的国体。
但是“党祸”
对共和政治的破坏要到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才真正出现，至于“多数之横暴”
以及鼓动、利用“多数之横暴”
达到一己、一派的私利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的中国屡见不鲜。
第四，陶行知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共和政治，克服共和政治已经出现的险象，必须循序渐进，从“教育改造社会”
着手。
他认为首先必须相信共和是“人文进化必然之产物”
[46]。
但是，共和主义的实现需要按照一定的次第，久已遭受专制压迫的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
[47]，他提倡要实行“开明专制”
，但是他明确指出，开明专制乃是“只可当作透达共和之一种手续，断不可视为政体之目的”
[48]，否则，“民思革官命，官思革民命”
[49]，中国永远没有实现共和政治的可能。
他认为根本的方法是教育，“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而消，真领袖不期而至。
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
[50]
通过对陶行知金陵大学时期《金陵光》文献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时期陶行知思想存在一些鲜明的特点：（1）就知识的谱系而言，陶行知受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儒化熏陶，一方面他具有“文化民族主义”
的倾向，要求TheuyofNankingMagazine创办《金陵光》，举起中西汇通的大旗，这种精神后来被《学衡》派所继承，成为南京知识群体有别于京派与海派的鲜明特征。
另一方面，陶行知毕竟是在一个教会大学读书，受到了西方文化特别是欧美文化的熏陶。
如果不谈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教会大学所传授的是纯正的、和欧美大学同步的西方先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文化。
从陶行知所发表的医学论文中可以一窥其自然科学修养的水准，而《共和精义》则充分说明他对西方社会科学的造诣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中国学者所能达到的一流水准。
这种学贯中西的视野使他一生都能客观看待中西方文化的长短，不偏狭，不偏激。
（2）就道德的修为而言，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时期已经基本定型。
正如前文所言，我们很难具体分清哪些是来自中国文化的影响，哪些是来自欧美文化的影响。
大致而言，人具备“道德主体性”
，道德主体性需要在“行”
中呈现，要走“知行合一”
的道德修养路径，这些是来自“王学”
的影响。
但是，陶行知的道德理念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一面，作为一个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他意识到“爱”
是道德根本，“爱”
甚至是共和政治的根本，“求真去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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