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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极自由”
的区分。
他明确指出：“自由有正负”
，他说：不自由毋宁死；不有代议士，不出租税；非依法律，不得侵及人民之生命财产，这些都是负面自由。
这些自由是人民很久以来不惜赴汤蹈火争取来的[34]。
现代学者在梳理自由的这两种分类时，一般没有人会提到陶行知的贡献，通常认为1957年柏林发表的《两种自由概念》是最早、最权威的关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论述[35]。
陶行知关于自由有正负的理论显然远远早于柏林，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不应该遗漏陶行知的贡献。
负面自由主要是指人身与财产免于非法侵害剥夺的基本人权，但这种人权并非是如卢梭说的那样来源于“天赋”
，陶行知明确指出，它来自人民长期赴汤蹈火的斗争，这无疑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拥有了免于被剥夺奴役的负面自由，并不意味着同时就能够正确行使正面自由，也就是正确行使法律赋予权利的能力。
陶行知深刻地指出，通过斗争，人民获得了宪法的保护免予了政府奴役，但是人自身的奴役——自我心灵的闭锁可能更难以打破，他强调“真自由贵自制”
，真正的自由“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36]，再次强调个人权利与社会进步的统一。
陶行知强调的平等是指机会平等，“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平等主义所主张者此耳。”
[37]平等主义还不仅指在政治参与、工作机会、受教育权利方面人民享有同等机会，也意味着人民在这些方面必须负担同等的责任，“平等主义欲人一举一止，当思他人思安之心，固不减于我也——人民争自由平等，冀得各尽其能以为社会耳！”
[38]陶行知认为自由平等固然是共和主义的信条，固然可以依靠法律予以保障，但是真正的保障是“博爱”
，他没有用“博爱”
而是使用了中国传统的语言“民胞”
，他说：“故平等自由虽美名，必畛域铲除，博爱心生，国人以兄弟相视，始能得其实际。
故自由平等，虽为共和三大信条之二，然共和之大本则在民胞焉！”
[39]
第二，陶行知阐述了共和主义的个人观念、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
他指出个人是社会国家的基础，人贵贱贫富不同，但是人的价值是一样的。
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进化负有天职，在专制社会中仅仅君主和大臣对国家负责，而共和主义则“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
[40]。
共和社会重视个人之价值，个人也要担负起应尽的责任。
不过，个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个人必须拥有平等的机会。
关于共和主义的社会理念，陶行知认为，“共和主义，视人民为社会之主权”
[41]，“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42]就个人与社会之关系而言，个人是主体，社会是为个人而存在，“民众愚劣，社会绝对不能兴盛。
社会欲求兴盛，必负改良个人之责。”
[43]关于共和主义的政治理论，陶行知强调共和政治重视共同目的、共同责任、图谋国民全体的福利，“共和政治，观察施行舆论之政治也。”
[44]共和政治赋予人民言论、著述、集会的自由，社会各界得以形成舆论，民情上达，政府选择正确的意见施行。
共和主义承认人民主权，但也主张选举亲民、新民、恤民的领袖。
第三，陶行知指出从民国初期的实践看，中国的共和政治已经险象环生。
他指出存在四种危险：一是国民程度不足；二是出现“伪领袖”
；三是“党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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