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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段求学经历对陶行知的影响，余子侠先生在他所著陶行知的传记中写道：“由是，凭借父亲家教身传和四处求学问师这两条途径，陶行知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儒学基础，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出了最底层次的铺垫。”
[32]可以说，这种“较为扎实的儒学基础”
，对陶行知“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等自我概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方、王两位先生“有教无类”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的教师形象，或许也为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树立了榜样。
我们可以在与陶行知年龄相仿的另一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回忆录中，看出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对人自我概念形成所起的作用。
“那时（私塾）的先生真的能‘因材施教’呢。
聪明的学生，给他多学一点。
愚笨的学生，给他少学一点。
不举行划一的公共考试，引起所谓竞争。
倒用个别的指导，个别的考察，以资鼓励而促上劲。
对于学问的获得是如此，对于品格的训练也是如此。
其实学业的成就从私塾先生的眼光看来，还不及道德的培养来的重要呢。
孔子不是说过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品行为上，读书次之。”
[33]由此可以佐证，以“品行为上”
的私塾教育，给予陶行知的不单在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自我概念的形成和保持认知自我与理想自我间的一致性。
1906年，因家庭原因和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慧眼识珠，陶行知得以免费进入崇一学堂读书。
崇一学堂是基督教内地会在安徽设立的一所教会中学，正式名称为“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
，校长由教堂的牧师、英国人吉布斯（Gibbs，汉名唐进贤，又作唐敬贤）担任[34]。
崇一学堂学制三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德行、修身、经学、国文、英文、中西历史、算学、代数、格致、地理、音乐、体育等，分别有五位教师担任，唐进贤则一人担任除德行、体操等之外的七门西学课程。
1908年，崇一学堂因“当时唯一教授西学的教师”
唐进贤回国探亲“而停办”
[35]，陶行知实际只在此学习了两年多的时间。
就在这短短的两年内，陶行知发愤攻读，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中学上也得到很大长进。
对此，周洪宇认为：“尽管在此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还极为有限……但无论如何，他毕竟给幼小的陶行知打开了一扇眺望新世界的窗口。
从这扇窗口，他看到了发达的西方，看到了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所无法告诉他的新天地。”
[3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同时，这段学习历程为他今后考入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南京汇文书院，又升入由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合并而成的金陵大学堂，1913年“皈依基督教”
以致1914年得以留学美国，打下了社会现实基础。
崇一学堂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在此学习期间陶行知并未加入基督教。
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如果说《陶行知年谱》的作者在记述这一现象时，有符合“某种以中国本位意识与基督教对立的陈述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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