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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37]，那么如何解释在崇一学堂两年间，陶行知却没有认真思考是否接受或拒绝基督教，而是到1908至1909年才开始认真思考基督教信仰问题，且一直到1912年年底才决定信奉基督教的呢[38]？
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两种。
第一，由于贫穷，无力在旧教育上继续学习的陶行知，好不容易才有了进入崇一学堂继续学习的机会，并且又被先进而新鲜的西学所吸引，或许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所谓信仰问题。
第二，在当时陶行知心理上，或许所谓基督教信仰与他所接受的儒家经典思想和佛教精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不管基于哪种解释，陶行知当时没有认真思考是否接受或拒绝基督教的事实说明，崇一学堂的课程内容给予陶行知的，更多的是西学知识的影响，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影响不大。
但这并不是说崇一学堂的经历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没有影响，相反，崇一学堂的几位教师，特别是校长唐进贤和华人牧师、传教翻译章觉甫热心教育、治病救人的行为，不仅强化了陶行知心理上“有教无类”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的教师形象，并一度促使陶行知产生了立志从医的思想。
如果不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或许我们今天讨论的就不是教育家的陶行知，而是医学家的陶行知了。
如前所述，1908年因唐进贤回国探亲，陶行知不得不提前从崇一学堂毕业。
或许是受到章觉甫的影响，也抑或由于姐姐被庸医误诊而夭亡，从崇一学堂毕业后，陶行知孤身一人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乡，赴杭州学医，考入同为教会学校的杭州广济医学堂。
前述陶行知怀念父亲的那首诗，描写的就是父亲送他去杭州求学时的动人一幕。
关于徽州的社会文化背景对陶行知的影响，章开沅、唐文权先生撰写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和余子侠先生撰写的《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对此都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笔者不欲再做冗长的引述。
笔者认为，无论是以朱熹为核心和代表的新安理学，还是以江永、戴震为主要代表的徽州朴学，它们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与陶行知早年所接受的“较为扎实的儒学基础”
的影响，没有太大的差别。
倒是被外地人常常谑称的“徽骆驼”
或“绩溪牛”
的徽州人的性格，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可能更有独特性。
对此，《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书中这样写道：
“徽歙社会由于农耕相当困苦负累，外出经商又风险多不可测，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种社区的人们大多养成了一种艰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这就是人们经常谑称的‘徽骆驼’精神。
尤其外出某事经商，近则数十百里之程、数月半载不归，远则千里万里之遥、长年累月不返……更有甚者，或则年少离家，即成永别。
由是徽歙人物养成了一种为了实现事业目的出门无复顾返的坚毅性格。
这种一往无前勇于献身的事业精神，对陶行知的影响尤为重要。”
[39]
笔者认为，陶行知“奋斗是成功（万物）之父”
自我概念的形成，正是家乡人这种性格的反映和影响的结果。
陶行知1923年春所写《游牛首山》诗中的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吾乡称绩溪人为绩溪牛，人以为侮辱，我以为是尊敬。
因为牛是农家之友，没有牛，我们哪里来的饭吃。”
[40]
陶行知进入广济医学堂不久，由于该校对于非基督教学生在课程学习等方面有歧视性的规定，他便愤然退学了。
对此事，陶行知曾经写道：“（因崇一学堂停办）我只好怀着学医的念头冒险去了杭州。
然而，由于进的那所学校对非基督教学生有明显歧视，甚至反映在学习课程等问题上，三天之后我就退学了。”
[41]周洪宇先生对此的评价是：“这表现了一个中国青年的铮铮傲骨。”
[42]对这种评价，专注于把陶行知说成是“基督徒教育家”
的何荣汉先生颇有微辞，并引用了童富勇等著陶行知传记中的一段叙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43]。
可惜的是，何荣汉所引用的那段“早年认识陶行知友人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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