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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
。
如果“三适合”
，就“采取他”
，“保存他”
；三不适合，就“回避他”
，“除掉他”
。
可见，陶行知采取分析、过滤的方法，审视中外文化，体现了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思想，是一种冷静的、理智的态度，反映了开放的进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
陶行知反对抄袭别国精神文化和学制文化，并不是反对学习外国先进的文教经验，恰恰相反，陶行知是十分重视、非常强调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教育文化的。
他在谈到幼稚园建设时，曾说过：“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干，我们一方面还要吸收别的经验，我们要把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利坚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经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来造成一个‘今日之幼稚园’，要造成今日之中国幼稚园，就是从今日起我们就要下功夫！”
[8]对于外国教育文化的其他经验，陶先生也是主张积极学习的。
他称赞外国反对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斗争，赞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出版了儿童科普丛书，介绍外国牛顿、伽利略，诺贝尔、爱迪生、法拉第、富兰克林、卡汾狄士等15位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以及热爱人类、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评价了杜威、福禄培尔、桑代克、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蒙台梭利、孟禄、推士、德满尔、麦柯、柏克赫司特、柏格罗等17位外国教育家的教育试验成果，评价了外国儿童作业室教学法、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和普鲁士教育改革的经验，评价了列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的外国文学的作品及其思想艺术特色，还主张学好外国语，派遣大学毕业生到外国留学，积极参加国际性的教育文化学术会议，与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沟通和接轨。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陶行知无论在思想理论上或者实际行动上，都是主张并实行学习外国经验的。
他学习外国经验是积极的、主动的、多层面的、全方位的。
然而，这种学习外国经验是有分析、有鉴别、有区别对待的。
在这方面，陶行知实行两个“区别开来”
和一个“结合”
：
第一，把学习外国专家的真知灼见同反对某些洋教授的主观臆测、假知偏见严格区别开来。
陶行知号召人们学习大科学家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个最大的“月亮”
的追求真理真知的精神，但又反对佛罗伦萨的教授出于偏见，只相信洋书，只主观想象和推测，不承认客观存在、客观真理的洋八股言行。
对于设计教学法，一方面肯定它对调动教师学生学习积极性、避免注入式教学的积极作用，又批评它设计时主观臆测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
这样，就把学习外国专家的真知卓识同反对洋教授、洋八股严格区分开来，把“糟粕”
与“精华”
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把学习外国优秀教育遗产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教会教育严格区分开来。
陶行知认为，外国教育家许多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教学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但是，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教会和传教士，兴办学校，控制中国教育主权，强迫师生信教，进行教育文化侵略活动。
鉴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大批传教士，在华大办教会学校，进行种种文化侵略活动，破坏中国教育主权的严重情况，陶先生亲手写了《关于“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
的修改意见》[9]，主张“中国教育应由中国人自办”
。
坚决收回教育主权，维护国家尊严。
凡外国人办教育“并无妨碍中国国情事者”
，应由政府根据中国教育文化的政策法规，核实甄别注册。
在维护教育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陶先生是热爱祖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
可见，他把学习外国文教经验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严格区分开来。
第三，把学习别国先进文教经验同批判、改造创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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