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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认为，对于外国教育学说既要学习、借鉴，又要批判、改造、创新。
例如，对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教授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陶行知首先肯定其反封建传统教育的民主性、进步性，但又批判其脱离实际、主观想象、在实践“导不出电流来”
的错误，对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做根本改造，“翻半个筋斗”
，创立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个性发展的“生活教育”
新理论。
这就把学习外国教育理论的精华同批判、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二
用批评、分析的态度，整理本国文化，审视中外传统教育文化，这是陶行知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
在这方面，他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反对文言文，提倡学校教学继续使用白话文、大众文。
伟大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
、“科学”
两面大旗、开展“文学革命”
，改革学校教学文体，废止文言文，采用白话文和国语进行教学，这是一个进步的举措。
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又有人提倡恢复文言文作为教学文体。
1934年上半年，就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文言白话论战的文章。
汪懋祖、柳诒征先生载文指责“新国语教本不健全”
，白话国语“不高雅”
，主张中小学（小学高年级以上）必须参用文言文。
吴研因先生等则力主仍用白话文、国语进行教学。
在这场新的文言白话的论战中，陶行知强调，“大众的要求，儿童的要求，新人才的要求，都是逼着白话文进展，而不让文言文复辟”
，因而旗帜鲜明地主张：“一切公立学校，都应教白话文，不应教文言文，凡合乎现在社会需要的文言文，都应该翻成白话文。”
[10]可见，陶行知从有利于大众学习文化出发，坚持维护五四运动采用白话文、国语者教学的积极成果，坚决反对文言文在学校里复辟，防止“文化沉渣再泛起”
。
为了方便大众，使文化彻底解放，陶先生还主张学校在发展白话文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大众文、大众语。
胡适马上写作《大众语在哪儿？》一文，质问陶行知。
陶先生针对此文，发表了《白话文与大众文》，反驳胡适博士，批评胡博士“近年来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嘴巴念起来，连小众也听不懂”
。
“白话已从小众的嘴巴跳到小众的笔头上去了。”
[11]为了真正实现大众文，他主张请“四个先生”
（耳朵先生、大众先生、生活先生、新文字先生）来做推广白话文、大众文的导师。
很明显，在这场白话文、文言文的论战中，胡适站在“小众”
一边，而陶行知则是真正站在人民“大众”
一边，代表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潮流。
（二）在对待中外文学艺术遗产问题上，陶行知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采取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择善而从，决定取舍”
。
而这种的取舍标准主要有三个。
取舍标准之一：视中外文学作品是否有利于激励我国军民抗日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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