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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是认为学校为社会中的特殊部分，即把学校扩大到社会中去，使学校社会化罢了，这是从陶行知的实践出发，对陶行知思想所做的善解人意的理解。
正由于善解人意，他才对“生活教育”
思想做了充分肯定。
徐特立认为，由于“我们的条件做不到”
，陶行知才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
的口号改为“社会即学校”
。
这个判断似令人费解，杜威是在狭义“教育”
意义上论定“学校即社会”
的，而陶行知则强调广义“教育”
。
在这个意义上确可以认为“学校即社会”
的实践在层次上高于“社会即学校”
的实践，因为美国已有条件普及教育（狭义），而当时的中国尚达不到这种地步。
这也算是徐特立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善解人意的说明，唯陶行知本人并不以为由于中国没有条件实行“学校即社会”
的实践才改提“社会即学校”
，正相反，他倒认定“要先能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要先能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教育即生活’”
[6]。
其中虽包含徐特立所讲的意思，但有差别。
陶行知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揭示杜威教育思想局限性的，他的认识确有比杜威教育思想深刻之处。
1990年发表的拙作中，曾把徐特立对陶行知认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在这三个阶段中对陶行知的评价步步升级。
这个看法须略加修正。
事实是，在人民共和国的初期，曾开展过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
1954年徐特立在阅读潘开沛所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一书时，写过两条眉批：（1）潘开沛提到陶行知的一个观点：“生活教育是下层建筑。”
徐特立在“下层建筑”
一词下打了问号，并加了眉批：“生活极抽象，下层基础只能指生产。”
[7]（2）潘开沛还提到陶行知所谓“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
，徐特立所加的眉批是：“真理只能是与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的生活[中]产生，只是劳动和革命的产物；一切消极的生活决不能产生真理，只会对真理歪曲。”
[8]这里指出的问题同前一问题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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