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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提到的“生活”
，系指具体的生活，所论“真理”
也属具体的生活真理。
他忽视社会生活中基本的实践活动，忽视根本的真理，他模糊了基本社会实践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区别，他的论调也就可能导致根本性质的真理的歪曲，但真理是分层次的，从日常生活中可获得琐碎的真理，也无须否认。
不过，值得注意的，与其说是徐特立对陶行知的微词，毋宁说倒是他当时并未随声附和，一味跟着指挥棒去讨伐陶行知。
自那时起，他对陶行知问题一直保持沉默，几乎是绝对的沉默，因为他一向不赞成把马列主义当作偶像批评人家（例如陶行知）。
徐特立之所以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发生那么大的兴趣，对其评价那么高，客观上由于他们有“不谋而合”
之处。
徐特立有总结自身教育经验的意向，又意识到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功底比自己深厚。
在教育思想上，他同陶行知的差别，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悬殊以外，主要是他们实践活动的不同条件造成的。
陶行知面对的旧教育是“小众教育”
，且无法在那种“小众教育”
基础上加以改良而使其成为“大众教育”
，而根据地却有可能把学校教育从“小众教育”
改造成“大众教育”
。
故徐特立既注重广义教育，也正视学校教育的价值。
陶行知晚年也很向往解放区，认为解放区有条件可以造就一些真正的人才，今天解放区内，我们有的是工作条件，并且现在的工作已超过我们（指生活教育社）过去的经验了。
如果他活动于解放区的条件下，也不致那样贬低学校教育；若生活在新中国，他的教育思想更会发生变化。
因此，如今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应像徐特立那样，善解人意，讲求分寸，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更要学习徐特立，从实际需要与条件出发。
[1]原载《教育评论》，1993年第1期。
[2]徐特立：《教育讲座》，载《徐特立文集》，长沙，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08页。
[3]徐特立：《有关科学化、民族化等问题的谈话》，载《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0页。
[4]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载《徐特立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7页。
[5]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10月30日。
[6]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载《陶行知全集》第2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181页。
[7]北京理工大学编：《徐特立读书眉批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8]北京理工大学编：《徐特立读书眉批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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