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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高于“社会即学校”
的层次（也只是在层次上这么说）。
确实，徐特立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认识有一个转变的过程。
1912年的看法是：“陶行知不是马列主义者”
，“不是布尔什维克”
，“陶行知的先生是杜威”
，但他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改造了杜威的教育思想，成为反教条主义的模范，而根据地的主观主义者却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反而不及陶行知[4]。
同时，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就教育方针问题的争论做总结时指出：学生“博”
与“专”
不是学校单独能解决的，还必须到社会上去钻研，到实际工作中去长期锻炼。
必须经过学校和社会两个阶段才能完成“博”
与“专”
。
附带提到，那种“学校即社会”
，把两阶段混为一阶段的杜威主义是有偏向的，不对的；相反，“社会即学校”
的主张，即否定学校教育的意义，想用单纯带徒弟的办法，也是一种偏向[5]。
徐特立在陶行知逝世（1946年）以后，对陶行知的评价大为升级，近乎全盘肯定。
但在他本人思想中，一直既注重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一致性，也不忽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区别。
认为，教育的本质即生活，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在整个生活基础上，它只是执行其中的一个侧面，即学习的一个侧面。
强**育之所以有别于生活、学校有别于社会，主要在于需通过学校教育给学生奠定文化基础。
教育要抓住基本的知识，“万变不离其宗”
，“宗”
就是基本知识，就是核心。
学校应培养出自动研究、自动工作的人，养成他们的能力和习惯。
自动的能力是基本的，就是基本知识、方法、技术，教育上只能奠定他们的基础，不能包括一生。
这也就是他有时明确表示对“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提法持保留态度的理由。
此外，徐特立还实事求是地肯定陶行知主张“社会即学校”
并非要“废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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