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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不仅勇于实践，而且善于实践。
对于国内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无论是对杜威，还是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以及近代蔡元培等人的思想，他都善于根据自己所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加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检验，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吸收、借鉴和继承，并融汇于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
可以说，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他毕生实践的产儿。
他曾师从杜威，杜威教他“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在做中学”
。
但经过八年的实践，证明杜威的观点行不通。
于是，他吸收了杜威强**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合理成分，从教育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
等理论，形成了其丰富而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更为宝贵的是，陶行知不仅勇于实践、善于实践，而且始终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实际与认识的结合、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总结，并用从实践中得来的理论成果去指导实践。
他主办、主编的《新教育》、《新教育评论》、《生活教育》等杂志在当时成为激励人们投身实践的号角；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丰硕理论著作，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不愧为中华民族教育理论和思想中的瑰宝。
陶行知坚决主张教育理论的现实化。
认为，理论决不可以空想，而是要从现实的综合的观察中发现事件的联系。
过去的教育，正犯了两种相反的错误：一种是离开现实的空想的理论，如所谓人格教育、文化教育；另一种是根本缺乏综合理论的实验主义教育观。
他们都只是枝枝节节地做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作，看不见或看不清教育与现实的各方面的联系。
这两种错误见解，更替地在中国教育领域内散播了不少的毒素，我们对于这些错误必须给予不客气地清算。
他说，教育是一种行动，而行动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行动，那是盲动。
行动能否成功，要看理论是否正确。
因为不正确的或歪曲的理论，是要导致行动陷于错误泥潭的。
“以国难教育为例，假使不了解什么是国难，不了解教育的本质，或不了解国难与教育的联系，则在教育的实施上，必然地要陷于错误的。
我们看现在各地所实施的国难教育之不伦不类，都是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之故。
所以，正确的教育理论是教育行动上所不可须臾或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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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阅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可以发现，没有实践，就没有他的生活教育理论。
同样，没有其生活教育理论的指导，也就没有其教育实践的拓展和提升。
正如他自己所言，生活教育“是在晓庄一面试验一面建设起来的”
。
陶行知在痛斥中国传统教育“以书本为唯一工具”
、鄙视社会实践、“摧残了儿童的创造力”
的做法的同时，强烈呼吁解放儿童双手，使其能做，进而把“做”
看作是实践—探索—创造的过程。
他的教育理论明显基于“行—知—行”
的认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
他主张“教学做合一”
，目的就是要打破了教学做脱节的旧传统，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学习主动性，透彻研究自己的需要和问题，澄清“学习就是读书识字”
的片面思想；就是要让学生明白“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的道理，进而用活书去生产、去实践、去建设，去革命，去树立一个比现在可爱可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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