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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义的追求为向度，人文的解释、规定、评价既致力于自我的领悟，又注重主体间的相互表达与理解，所谓明其意义（meaning）与得其意味（significe）；人文研究所包含的这种主体间性之维，无疑有助于扬弃对象化的思维方式。
在科学领域，与对象化相应的是数学化，它在更严密地把握世界的同时，也使世界多少失去了感性的光辉。
相形之下，人文解释所追求的往往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世界。
就人而言，它所肯定的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存在；就对象而言，它所指向的是感性的实在，而人的存在与对象世界又被理解为统一的整体。
较之科学以数学模型、符号形式对世界作理性的抽象，人文研究与具体的生活世界确乎有着更为切近的联系；尽管从考察的方式看，后者亦常常包含了某种思辨的向度，但相对于数学化与符号化的处理方式，人文研究无疑更多地展示了对存在的多方面关注。
对人化世界的解释、评价和规定，同时亦包含着某种范导的意义。
与科学侧重于实然的敞开有所不同，人文的研究总是涉及应然的设定。
如前所述，科学在一定意义具有自我再生的能力，这种再生性使科学形成一种自我延续、自我繁衍的系统，如果不能作适当的引导和调节，它往往会产生与人类发展的整体利益相冲突的趋向。
相对而言，人文研究往往更直接地导源于生活世界本身的问题，并更敏感地折射生活世界的需要。
这种需要和问题既是人文研究的出发点，也规定了人文研究的方向，它不仅使人文研究难以游离社会的现实发展，而且要求人文的思考为社会的未来走向提供文化层面的范导。
对社会发展方向的这种价值与文化的范导，无疑亦有助于抑制科学世界自我衍化可能导致的消极趋向。
历史地看，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并非彼此悬隔。
在文明发展的早期，科学与神话、宗教等往往相互交错。
治河过程积累起来的水文等知识，常常以大禹治水的神话形式表现出来；对天文星象的认识，则往往渗入了天人感应之类的宗教观念。
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科学固然开始渐渐疏离神话、宗教，但它总是难以完全割断与形上思辨等人文观念的联系。
E.A.伯特在谈到牛顿以前的科学时曾指出：“至于前牛顿科学，那在英国和大陆都与前牛顿哲学属于同一个运动：科学就是自然哲学。”
[10]自然哲学属于思辨形态的哲学，科学与自然哲学的融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科学与形上观念的纠缠。
这种纠缠不仅构成了前牛顿时期科学的一道景观，而且也存在于牛顿以后科学的发展过程。
18、19世纪物理学中的以太概念，便颇为典型地表现了实证科学与思辨观念的互渗。
此外，就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而言，尽管科学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常识，但二者之间并非仅仅呈现间断的关系，瓦托夫斯基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它同普通经验、普通的理解方式以及普通的交谈和思维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印记，因为科学并不是一跃而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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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如果对科学作一现实的而非理想的透视便不难看到，科学的知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包含着人文的内涵[12]，纯而又纯，完全剔除了人文内容的所谓“科学”
只能存在于理想的形态，而缺乏现实的品格。
广而言之，当科学的知识以语言的形式被表达和解释，从而为人所理解和接受时，便同时被赋予了某种人文的内涵：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总是内含着人文的意蕴。
科学知识本身的合法性，往往有赖于以叙事的方式出现的人文知识。
当代法国哲学家利奥泰已指出了这一点：“在实证主义出现以前，科学知识一直在寻找另一种解决合法性问题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科学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借用的程序，直接或间接地都属于叙事知识。”
[13]同时，科学内容的阐述，也总是受到与人文关怀相联系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包含着“非科学”
的因素。
M.N.李克特曾指出了这一点：“即便对自然的观察是科学的，最终的阐述中也要包含有某些‘非科学’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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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就科学的历史起源，抑或科学的现实形态而言，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都并非截然隔绝。
然而，随着科学在近代的发展，二种知识之间的分离趋向也开始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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