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梧桐文学】地址：https://www.wtwx.net
就主要的趋向而言，将自然理想化、要求回归自然的价值取向，首先被推向了历史的边缘。
在富国强兵、科学救国、走向现代等历史要求下，变革、征服、支配自然，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就人自身而言，对天性的维护，曾是“无以人灭天”
的含义之一，但在近代，对本然的天性的关注，逐渐为天赋人权、自由个性等所取代，在这里，“天性”
已被赋予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内容。
天人之辩在近代更深刻的转换，则与拒斥天命论联系在一起。
近代伊始，思想家们便已对超验的天命提出了种种批评和质疑，随着冲决罗网、伸张个性等历史要求的突出，西方意志主义的引入，等等，心力、意志、人的创造力量等越来越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意志主义在一定意义上蔚为思潮。
这种思潮对传统的天命论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冲击，但其中所蕴含的非理性主义趋向，使其在解决广义的天人关系等问题时，也存在自身的问题。
由天人之际转向社会本身，便涉及群己关系。
早期儒家已提出了成己与成人之说，成己主要是自我在道德上的完善，它表现了儒家对个体性原则的理解；成人则是实现首先社会群体的价值，它所体现的更多的是群体的原则。
当然，在成己与成人之间，后者往往被赋予目的的意义，所谓“修己以安人”
，[4]便表明了这一点。
相对于儒家，道家更注重个体的存在价值，他们以“保身”
“全生”
为追求的目标，[5]并把个体的逍遥提到了突出的地位。
不过，道家的价值观念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随着儒学向正统意识形态的衍化，群体的原则一再地得到了强化；理学提出“大无我之公”
[6]，要求个体自觉地融入群体及整体，已表现出某种整体主义倾向。
步入近代以后，群己之辩呈现较为复杂的情形。
一方面，“我”
的自觉以及反叛天命、个性解放、尊重个人权利等近代的要求，将个体性的原则逐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等也应运而生。
这种个体性的原则对整体主义无疑具有解构的意义。
另一方面，深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又使群体、民族的利益变得十分突出，从而，群体的原则依然受到了相当的注重。
即使是严复、胡适这样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思想家，也同样时时流露出对群体原则的关注。
可以说，首先是个体性原则与群体原则似乎都未能获得充分的展开：在中国近代，往往较少将个体原则推向极端者，也很难出现传统的整体主义者，相反，试图沟通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的思想却获得某种历史的前提，李大钊关于大同团结与个性解放相统一的观念，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积极成果。
与群己关系相联系的是义利之辩。
群体与个体的定位并不仅仅体现于抽象的观念认同，它在本质上总是涉及具体的利益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对义利关系的看法。
儒家首先确认义的内在价值，并强调其至上性，所谓“君子义以为上”
[7]即侧重于此。
从伦理学上看，儒家在肯定道德原则的超功利性的同时，往往表现出将其抽象化的趋向；从价值观上看，义以为上的观念在培养崇高的道德情操等方面，则亦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不过，儒家虽然不完全否定利，但对个人的功利意识则往往加以排拒，而个人的利益亦相应地往往未能得到合理的定位，在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8]的著名论点中，以义制利已趋于对功利意识的消解。
在宋明时期，义利之辩与理欲之辩进一步结合在一起，以义制利则引向了存理灭欲，后者可以看作是对孔颜之乐（以理性的升华为幸福的主要内容）的片面引申，它多少意味着对人的感性存在的漠视。
相应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及工商地位的提升、个体性原则的注重等，近代思想家对功利意识及个体的感性存在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
在近代思想家中，“去苦求乐”
或“趋苦避乐”
既被视为人性之自然，又被理解为合乎人道的趋向，从而获得了合法性与正当性。
这里的“乐”
与人的感性存在相联系，以乐为善，体现的是功利主义的观念。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