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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科学研究中的解题总是要运用科学方法一样，社会领域的解题，也离不开科学的方法，而其具体步骤则被概括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
[42]简言之，社会变革的途径即运用科学的知识与方法，解决具体的问题，这种操作程序，大致以科学活动为其原型。
通过不断地解题而达到的，则是所谓“现代”
的社会：“‘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43]这里固然内含了对社会现代化的追求，但其中无疑亦渗入了如下观念，即通过程序化的机构来担保社会的有序运作，后者也可以看作是“技治”
理想的一种体现。
相对于胡适辈关注于个别、具体问题的实证论倾向，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更多地将注重之点指向历史过程的必然性。
在谈到个人意志与历史必然性的关系时，瞿秋白曾指出：
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而是有所联系的；一切历史现象都是必然的。
所谓历史的偶然，仅仅因为人类还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所以纯粹是主观的说法。
[44]
在此，历史被理解为一个完全受因果法则支配的必然过程，历史的偶然性则被视为主观的因素而剔除出历史过程。
对历史过程的这种理解，多少带有某种机械的决定论色彩。
而在线性的因果必然性的形式下，社会领域与自然对象似乎也彼此趋近：二者都受制于同一的科学法则。
作为必然的世界，社会领域给人的作用所提供的范围，便变得相当有限：相对于历史中的必然力量，个人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即使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也并不例外：“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在于‘社会的实质’——经济；由此而有时代的群众人生观，以至于个性的社会理想；因经济顺其客观公律而流变，于是群众的人生观渐渐有变革的要求，所以涌出适当的个性。
此种‘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
[45]这里既包含着对社会结构的理解，亦涉及对社会活动主体的规定：社会展现为一个以经济为动力的自我运行过程，而个人则是这一过程借以实现的手段（工具）。
对社会历史过程的以上理解，无疑通过肯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超越了囿于偶然现象的实证论观点。
然而，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距离亦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从未将经济作为社会的唯一动因。
从这种忽略了偶然性的历史观中，无疑可以看到科学主义的某种浸染：在剔除了一切偶然性的纯粹必然趋向中，历史和人生似乎也成了可以用类似实验科学的方法来处理的对象。
瞿秋白的以下论述更直接地表明了这一点：“每一‘时代的人生观’为当代的科学知识所组成；新时代人生观之创始者便得凭借新科学知识，推广其‘个性的人生观’使成时代的人生观。”
[46]科学知识不仅决定着人生观，而且制约着广义的社会历史过程：就其按纯粹必然性运转而言，社会在某些方面似乎如同一部机器，而以工具形式存在的个人则类似其中的部件；作为机器，社会确乎可以用“学科学知识”
来处理。
不难看出，尽管对科学的内涵及社会的本质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但在试图将科学的方式引入社会领域上，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瞿秋白与作为实证主义者的胡适似乎又有某种相通之处。
稍作分析便不难发现，在社会运行与科学的如上关联之后，蕴含着某种合理性的追求。
无论是程式化的机构运作，抑或具体的解题操作，都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而普遍的因果法则，则构成了理性化追求的本体论论前提。
作为实现社会有序运转的一种努力，理性化的过程又内含着对秩序的确信：所谓因果大法，往往被理解为内在于自然和社会的秩序，而社会机器的程式化操作，即以这种法则为根据。
也正是这种秩序的信念，使社会政治领域的科学化趋向与广义的科学活动有了更为切近的联系。
怀特海在谈到现代科学的特征时，曾指出：
我们如果没有一种本能的信念，相信事物之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尤其是相信自然界中存在着秩序，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存在。
[47]
这种信念，实际上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它所肯定的是理性运演与对象结构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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