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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活动总是试图揭示对象的稳定联系，而这种努力的前提则是承认对象存在有序的结构。
理性化的追求与确认秩序的本体论观念，总是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它既内在于科学活动之中，又体现于社会领域“技治”
（程序化运作）的过程；在这里，狭义的科学活动与社会领域广义的“科学化”
进程，确乎彼此趋近。
当然，“科学化”
追求中的秩序观念，并不仅仅是西方近代科学的单向移入，它有着更为悠深的传统根源。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很早就表现出探求形而上之道的趋向。
就本体论之维而言，道作为存在的根据，首先展现为对世界统一性的一种规定；为道（追问普遍之道）的过程既包含超越具体现象的意向，又渗入了关于世界是一个有序系统的信念。
宋明时期，随着理气、道器之辨的展开，道、理及其与器、气的关系进一步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在程朱一系的哲学家中，理逐渐被提升为世界的第一原理。
从形而上的角度看，理内含着普遍的秩序观念：所谓物物皆有其理，意味着每一对象都有稳定的内在联系；理一分殊则把整个世界理解为一个有序的结构。
虽然在理学的论域，理常常被赋予当然之义，从而与伦理的规范纠缠在一起，并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当然之则的形而上化，但作为当然的理，本身亦被视为社会领域人伦秩序的象征。
在理的形式下，天地万物与社会人伦都表现为一个有序的系统。
理学要求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既包含着对形而上的宇宙秩序的追寻，又以社会人伦秩序的把握为其内容。
理与道及其蕴含的秩序观念，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内在维度；作为深层的传统，它也制约着近代思想家的思维方向。
尽管近代的思想家一再地对传统提出种种批判，其锋芒所向，甚而常兼及道、理等形而上的范畴，但传统的批判者本身又难以完全摆脱传统的影响，即使如丁文江、胡适这样的实证主义者，也未能例外。
在其统一知识、人生观的努力以及对社会有序运作的确信中，不难看到普遍的秩序观念。
这一思维趋向甚至也体现在对科学方法的理解中，丁文江便认为，“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
[48]。
这里既可以看到注重具体事物的科学向度，亦内含着万物皆有秩序的“形而上”
确信。
从近代历史的演进看，科学向社会政治领域的渗入，亦经历了一个逻辑的过程。
严复提出“开民智”
，试图通过传布实测内籀之学、进化理论（天演哲学）、自由学说等而使社会普遍地接受近代的新思想，以实现维新改良的政治理想。
这里已不仅开始把科学的观念与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而且表现出以理性的运作影响社会的趋向。
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成为启蒙思潮的两大旗帜，如果说，民主的要求作为维新改良的继续，更多地指向社会政治的变革，那么，科学的倡导则更直接地上承了“开民智”
的主张；科学与民主的双重肯定，无疑亦从一个方面确认了科学理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科学功能在社会领域的进一步强化和扩展，便逻辑地蕴含着导向某种“技治”
主义的可能：胡适、丁文江等试图通过机构的程序化运作、有计划的解题等来担保社会的秩序及民主进程，便多少表明了这一点。
在20世纪初的科学主义走向中，我们确乎可以看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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