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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这里所罗列的，无非是近代民主政治某些初始的方面，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其内容似乎近于常识。
当然，在当时政治生活处于无序状态的时代背景下，宪政、公开、计划等要求，无疑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尽管这种要求本身包含着很多空幻的色彩，但相对于少数军阀和政客操纵政府的政治格局，政治有序化的要求毕竟不失为一种近代的理想。
然而，与有序化的追求相应，在以上的政治主张中，亦包含着把政治的运作与技术性的程序联系起来的趋向。
从运用正当机关进行政治监督、以正当机关保障社会福利，到宪政的实施、行政的公开化、政治的计划化，等等，政治生活主要表现为一个可以用某种机构和程序来控制的过程。
尽管民主政治总是有其程序的规定，这种程序对效率、公正等亦有某种程度上的担保作用，但如果过分地强调这一方面，亦容易将社会政治的运作，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的操作。
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已表现出这种特点，所谓技术控制，已不仅仅体现于工艺、生产等过程，而在相当程度上也渗入社会的政治领域：政治生活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往往如同机器的运行。
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家，当然还没有后来技术社会那种具体的设想，但他们对“正当机关”
“计划”
“宪政”
等的“深信”
，以为借助这些环节和程序就可以实现所谓“好政府”
的理想，确乎内含着某种政治生活技术化的意向。
正是这种意向，构成了科学主义的又一表现形式。
约翰·齐曼（J.M.Ziman）曾指出了这一点：“政治的唯科学主义的最宏伟的形式就等同于技治主义。”
[38]胡适、丁文江尽管并未完全达到这种现代意义上技治主义，但其思维趋向，却显然与之有相近之处。
由肯定社会政治领域的有序性而要求社会政治运作的科学化，同时又表现为对科学普遍有效性的确信。
从科学向知识领域的扩展，到科学入主人生观，再进而追求社会政治运行过程的科学化，这是一个科学层层泛化的过程，而期间又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与中国具有科学主义趋向的思想家几乎同时，作为西方第三代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在1929年发表了题为《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世界观》的著名“宣言”
，向世人郑重宣告：
我们将会看到，科学世界观的精神将越来越广泛深入地按照理性的原则渗透到个人的和公共的生活方式中去，渗透到教育、陶冶、组织机构以及经济的和社会生活方式中去。
[39]
要而言之，科学精神将普遍地推向社会的各个领域：从个人生活到公共机构，都将一无例外地受科学精神的支配。
这种乐观的预言，与胡适、丁文江辈的以上看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科学主义的共同立场。
社会政治的变革作为技术化的操作，往往又被理解为一个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
按照胡适等近代思想家的看法，科学的认知本质上与解题相联系：“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
[40]科学的这种解题性质，同样体现于社会政治领域。
与政治运作的科学化追求相一致，胡适亦赋予社会政治的变革以解题的形式。
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便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立场：“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按胡适的看法，当时中国存在着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
[41]，等等，社会变革首先应当从解决这些问题入手。
社会领域变革的解题性质，也决定了其作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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