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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涵上看，以技治经之中的“技”
，本来便已与“学”
相互交错，技与学的这种历史联系，也制约着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在科学观念从技到学的提升中，多少可以看到向技与学交融的某种回复。
不过，洋务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又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的制约。
所谓西学，首先便是指格致之学，而中学则涉及文化等深层面的传统价值系统。
在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下，对科学的价值认同，总是受到某种限制，而“技”
亦难以完全达到“道”
。
19世纪后期，维新思想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较之他们的前辈，维新思想家更多地将目光由形而下的器与技，转向了思想、观念、制度等层面；与之相应，对科学的理解和阐发，也往往与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相互融合。
以影响广泛的进化论而言，伴随着从进化论到天演哲学的衍化，作为科学的进化论开始获得了普遍的世界观意义。
与之相呼应，物理学领域的电气、以太及算学、几何学也常常引向平等、自主等观念，而在二者的沟通中，科学逐渐渗入政治理念。
此外，从破天地旧说的前提出发，天文学说被理解为精神境界、理想人格的根据和前提，而科学则进而向人生领域扩展。
在如上的层层泛化过程中，科学开始由技、学，提升到了道的形态。
这种道，已不仅仅是就自然对象的普遍联系而言了，它同时亦被赋予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意蕴。
科学由“技”
而“道”
的演进，可以看作是一个逐渐形而上化的过程。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及新式学校的兴起，科学逐渐在社会教育系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科学观念的认同也相应地获得了较为普遍的基础。
五四前后，在各种“主义”
的引入和论争中，经过不断泛化的科学开始进一步被提升为一种主义，并多方面地渗向知识学术、生活世界、社会政治各个领域。
在追求知识、学术统一的努力中，科学趋向于在知识领域建立其霸权；以走向生活世界为形式，科学开始影响和支配人生观，并由此深入个体的存在领域；通过渗入社会政治过程，科学进而内化于各种形式的政治设计，而后者又蕴含着社会运行“技治”
化的趋向。
科学的这种普遍扩展，既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又指向生活世界与社会领域。
随着这种向各个社会领域的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
就知识学术领域而言，科学向不同知识领域的泛化，是以经学的终结为前提的。
经学的终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似乎包含二重意义：一方面，随着经学独尊时代的过去，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逐渐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向经学告别又意味着传统的统一模式的解体。
学术与知识领域的分化，逻辑地引发了不同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问题；原有统一形态的解体，则使如何重建学术、知识与思想的统一变得突出起来。
20世纪初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入和扩展来沟通各个知识领域，无疑表现了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
然而，颇有历史意味的是，作为知识统一主要形态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为一种新的“经学”
。
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使科学主义的人生观得到了具体的展示。
在科学主义的视域中，人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的主体和逻辑的化身，人的情感、意志、愿望等经过理性与逻辑的过滤，被一一净化，而人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则成为一架科学的机器。
与这一科学视野中的人相应，人生过程亦告别了丰富的情意世界，走向由神经生理系统及各种因果法则制约的科学天地：科学的公式代替了诗意的光辉，机械的操作压倒了生命的涌动。
不难看到，随着科学向生活世界的渗入，人生观似乎变得漠视人本身了。
向社会政治领域的渗入，是近代科学主义的另一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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