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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历史的演进看，严复提出“开民智”
，试图通过传布实测内籀之学、进化理论（天演哲学）、自由学说等而使社会普遍地接受近代的新思想，以实现维新改良的政治理想。
这里已不仅开始把科学的观念与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而且表现出以理性的运作影响社会的趋向。
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成为启蒙思潮的两大旗帜，如果说，民主的要求作为维新改良的继续，更多地指向社会政治的变革，那么，科学的倡导则更直接地上承了“开民智”
的主张；科学与民主的双重肯定，无疑亦从一个方面确认了科学理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科学功能在社会领域的进一步强化和扩展，便逻辑地蕴含着导向某种“技治”
主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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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生、社会政治的领域，科学主义的影响还广泛地体现于史学、方法论、哲学等方面。
以史学研究而论，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古史辨中的疑古派。
疑古派以理性的存疑、评判精神和实证的态度、方法解构了传统的古史系统，也以这种理性精神和实证态度解构了传统的价值系统。
无论是理性的精神，抑或实证的态度，都涵盖于广义的科学观念之下；从而，对古史与传统价值体系的解构，亦可视为科学观念的展开。
前文已一再提到，20世纪初的科学，已逐渐获得了价值—信仰体系的意义，疑古派在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似乎又从一个方面凸显了科学的价值观意义。
古史讨论与差不多同时的科玄论战彼此呼应，使科学之“道”
既制约了形而上的人生观，又渗入了史学这一具体知识领域。
尔后的史料派进而以史料学限定史学，悬置史料整理、语言分析之外的理论阐释，并把生物学、地质学等经验科学视为史学的样板，要求将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试图以此实现史学的科学化。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是20世纪初思想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
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论战虽然以人生观为其主题，但亦涉及了科学与哲学之辨，而在此前及此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也一再成为沉思的对象。
当哲学被置于科学主义的视野之下时，科学化便往往成为追求的目标；而哲学的科学化，往往又伴随着科学的哲学化。
后者赋予科学以某种形而上的品格，并使之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君临思想与文化领域。
科学与人生、科学与史学、科学与哲学等关系的规定和辨析，主要从生活世界及文化价值领域等方面展示了科学的普遍涵盖性和科学的无上尊严。
就科学本身而言，方法往往又被赋予某种优先的地位；所谓科学的万能，首先常常被理解为科学方法的万能。
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和考察，具体展开为关于科学研究程序、规范等的理性化界定，这种理性的运作规则和方式，同时被视为合理的知识所以可能的条件；它从一个更为内在的方面表现了对科学普遍有效性的信念及科学合理性的追求。
在科学方法的独尊中，科学在更内在的层面上被看作是合理性的象征，并进一步成为膜拜的对象。
在科学被赋予至上价值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潮的某种影响，从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邓中夏以科学代哲学，到郭沫若等以科学方法治史，等等，都表现了这一点。
“科学的”
常常成为“正确的”
代名词，这种观念后来往往也渗入了具体的实践过程，其中包含多重历史意蕴。
中国近代科学的形上化过程既有传统的渊源，又伴随着西学的东渐。
就其表现形态而言，它无疑具有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但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历史意义。
从时间上看，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与西方的科学主义具有某种同时代性：在西方，尽管科学主义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但经典形态的科学主义则首先与实证论相联系，而实证论大致崛起于19世纪中叶，并衍化展开于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前期；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基本上也形成于这一时期。
然而，二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却并不完全相同。
当西方的科学主义取得较为完备和成熟形态时，近代启蒙的历史过程大致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推崇科学的意义已不主要是以理性主义、实证精神等抗衡经院哲学、神学独断论等，而是更多地被引申为技术社会的规范观念。
相形之下，中国近代科学主义兴起之时，经学独断论的思维方式、权威主义的价值原则等前近代的观念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一具体背景，使中国近代的科学观念及与之相联系的实证精神、理性原则等同时呈现出历史的启蒙意义。
同时，以科学的推崇为前提，逻辑、实验方法也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它对于克服传统思想在这方面的内在弱点，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科学向哲学的某种趋近（如进化论之转换为天演哲学，等等），也往往为近代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一种观念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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