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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的这种实证化趋向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近代对实证科学的普遍推崇和认同作了理论的准备和历史的铺垫。
事实上，近代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如胡适）在提倡科学精神、引入近代科学方法之时，便常常将这种精神及方法与清代学者的治经方法加以沟通，以获得传统的根据。
这种现象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近代对科学的礼赞和认同并非仅仅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它同样有其传统的根源。
然而，具有历史与理论意味的是，在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文字、音韵等科学本身似乎也经历了由“技”
到“学”
的演化。
在传统儒学中，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本来属于具体的“技”
或“艺”
，清代学者在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前提下，进而以小学（语言文字、音韵学等）、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为治经的主要手段，并将科学的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融合为一，与之相应，科学也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这一转换过程，与明清之际西方科学的东渐彼此相关，它一方面从经学内部促进了具体科学的成长，并形成了附庸蔚为大国的独特学术格局；另一方面也使科学的价值地位得到了提升：作为经学的内在要素，文字、音韵、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已开始从“技”
步入“道”
的领域。
这种演化过程似乎又蕴含着在另一重意义上承诺形而上学的趋向，事实上，清代学者便一再批评“但求名物，不求圣道”
，即反对仅仅停留于实证研究，而未能进而把握普遍之道。
这里已多少内含了将名物训诂等实证研究与形而上追求加以沟通的意向，后者可以看作是近代科学观念变迁的历史前导。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近代化过程的发轫，西方的科学也逐渐被引入中国。
这是继明清之际之后西学的再度东渐，而它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则更为深远。
历史地看，以坚船利炮为前导的西方文明，首先以“器”
和“技”
的形态呈现于晚清士大夫之前，而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也是从“器”
与“技”
开始的。
这一点同样制约着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
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的主张中，西方文明（包括科学）主要便被理解为技，而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看，以“技”
治夷又可以视为乾嘉时期以“技”
治经的历史延续，这里可以再次看到近代科学观念演变的传统根据。
在尔后的洋务知识分子中，科学逐渐由器和技提升为格致之学。
在器与技的层面，科学的价值主要以外在的形式得到展示；以数学、电学、光学等为存在方式的格致之学，则开始取得理论的形态。
从师夷长技到格致为基、机器为辅，对科学的认识已超越了器与技，而走向了学与理。
作为理论形态的存在，科学已不再仅仅附着于有形的器，而是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
它为科学的价值在观念层面得到认同与提升，提供了历史和逻辑的前提。
从技到学，这一认识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再现了明清之际思想家的思维历程，但二者的历史背景却又并不相同：19世纪的视域转换，乃是以自强图存和走向近代为其动因。
同时，晚清对格致之学的注重，在逻辑上表现为清代“以技治经”
及“以技制夷”
的历史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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