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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物之辩与群己之辩的统一为内容,认识过程中的主体间关系无疑被赋予更深刻的形式。
从内在的理论视域看,认识过程中的客观性、主体性、主体间既非互不相关,更非彼此冲突。
在感性经验、概念、逻辑、真理以及统觉等等之中所体现的主体能动作用,从一个方面构成了更深入、正确地把握实在的条件,从感性经验中正觉与错觉、幻觉、梦觉之分,到通过统觉扬弃分离、片面的存在形态,以再现真实的具体对象,等等,都展示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相通性;同样,主体间的意见、观点争论,也是不断超越认识之蔽、走向与接近真实对象的必要前提,在认识论上,明辨是非,总是以“真”
为指向。
另一方面,客观性原则也制约着主体的作用及主体间的争论:对真实存在的追求,既引导主体远离主观的推绎或空幻的思辨,也使主体间的争论不同于无实质意义的以辞相胜或相对主义的“辞无胜”
。
总之,在实在的敞开与存在的把握过程中,客观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呈现为互容、互渗的关系。
不难看到,通过考察感觉经验、概念形式、逻辑范畴、统觉、意见与观点,以及肯定心物之辩与群己之辩的统一,等等,冯契先生既坚持了客观性原则,也确认了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的意义,从而在认识论上达到了客观性、主体性、主体间性的统一。
相对于仅仅承认客观性的素朴实在论与仅仅突出主体性的先验论及单纯关注主体间性的交往理论,冯契先生的以上思路无疑展示了更健全的认识论方向。
三
广义认识论作为智慧学说,以无知、知识与智慧等关系的讨论为题中之义。
一般而言,在涉及“是什么”
(k)等问题上,知识可以视为对特定所知(某一对象或对象的某一方面、某一层面等)的断定,这种断定同时建立在一定根据之上(justified);无知则往往被理解为知识的缺乏。
与知识主要指向存在的某一方面或层面有所不同,智慧以性与天道为内容,展现为对存在的整体领悟和把握,并相应地具有形而上的内蕴。
同时,知识首先与能知相联系,能知主要展示为与所知相关或相对的存在规定,而人的存在并不限于能知这一维度;相形之下,智慧凝结了人的全部生活,表现为基于整个实践过程而达到的具体的精神形态。
较之对存在的分别把握,智慧可以看作是存在的具体性在观念领域或精神领域的体现;作为人的存在形态,智慧又具有境界的意义。
从另一方面看,知识以名言之域为对象,智慧则指向超名言之域。
近代哲学史上,康德在追问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的同时,又考察了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问题,而现象与物自体的二分,则蕴含了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分离。
康德之后,黑格尔试图重新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但其终始于绝对观念的思路,似乎将重心更多地放在超名言之域。
在所谓后黑格尔时代,康德哲学蕴含的二重性,进一步外化为不同哲学思潮之间的对峙。
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以存在意义等为哲学思考的终极对象,实证主义则将哲学限定在现象—经验之域。
这种格局,在20世纪的现象学与分析哲学的分野中,得到了更深刻的延续。
中国近代哲学的演进,同样内含着类似的对峙。
哲学衍化的以上进路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广义认识论展开的哲学史背景。
按照冯契先生的理解,广义认识过程包括两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
经验知识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冯契先生看来,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它同时指向性与天道,后者即是智慧之域。
知识所注重的是有分别的领域,它可以用名言来把握。
与知识不同,智慧所把握的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它属于难以言传的超名言之域,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便相应地意味着从名言之域走向超名言之域。
不难看到,在此,冯契先生以二重飞跃(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联结了康德的知性与理性。
作为广义的认识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与智慧的如上统一,同时体现了经验领域与形上之域的沟通[28]。
从广义的认识过程看,知识与智慧的转换,总是内在地涉及物我、天人等关系。
当代的认识论评判者,每每责难所谓主客二分、物我相对,认为这种“分”
导致了所谓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或认识视域。
与此不同,冯契先生首先肯定了认识领域主客之分的不可避免性,强调“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是认识论最原始的基本的关系。”
[29]对冯契先生而言,问题不在于主客之分,而在于通过基于实践的认识运动,不断地达到主客的统一。
历史地看,主客、物我之分,并不仅仅是人的某种预设,而是认识过程展开的本体论前提之一,这种相分固然要不断加以超越,但试图完全泯灭这种区分,则将消解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过程,事实上,无论是知识领域,抑或智慧之境,天人、物我等的统一,都不同于原始的、混沌的合一;它们乃是通过扬弃“分”
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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