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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与本体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讨论较多的问题，在这一论域中，功夫主要指人的涵养和知、行活动，“本体”
则既呈现为主体精神的本来形态，又被理解为实践活动（功夫）的根据。
如王阳明以心立言，“本体”
亦首先与心的本然形态相联系，对他而言，这种本然形态就是良知：“良知者，心之本体。”
[11]作为心体的本然形态，本体又涉及功夫：“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
[12]此处的“本体”
，便被视为知行活动（功夫）展开的精神根据。
在黄宗羲“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是本体”
的著名论述中，“本体”
也主要是就意识或精神的形态而言。
不难看到，上述论域中的“本体”
（相对于功夫的本体），与本体论中所讨论的“本体”
固然有联系，但二者含义并不重合：后者作为涵盖一般存在的范畴，内涵显然更广。
就此而言，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等同于中国哲学中功夫与本体的统一，似乎不甚妥切。
[13]不过，不能因为某些具体表述的问题，而忽视理论的内在意蕴：这里更具实质的方面，是肯定认识论与本体论统一所内含的理论意义。
二
自康德完成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后，认识论中的主体性一再被强化，在现代哲学中，这一趋向似乎在不同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现象学尽管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但它对事物的理解往往与意向过程相联系，与之相关的是前文所提及的悬置存在以及对纯粹自我及纯粹意识的注重。
在存在主义那里，个体、自我进而被提升为第一原理。
以突出主体需要及价值评价为内在特点的实用主义，则在相当程度上以价值的评价消解了对客体的认知。
哈贝马斯对主体间性的考察和关注，似乎对主体性有所超越，但他同时又多少将对象性的关系视为消极意义上的工具—目的关系。
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内在关系论。
从某种意义上看，近代以来，主体性、主体间性已渐渐压倒了客观性原则。
从认识论的层面看，这种偏向显然很难视为对认识过程的合理理解。
相对于以上倾向，冯契先生所展示的，是不同的思路。
与存在的承诺相应，冯契先生从不同方面考察了认识过程的客观性。
他首先吸取了金岳霖对所与（thegiven）的看法，肯定所与是客观的呈现，并引入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对此作了引申和发挥：
就认识活动来说，形质神用，就内容来说是存在的反映，“以物为体”
。
[14]
“所与是客观的呈现”
的客观有两层意思。
就“类观”
来说，同类同情者有共同的眼界，所与对于同类的官能者是共同的、同样的。
而就内容与对象的同一来说，正觉（正常的感觉）能给予客观实在的体及其性质、关系。
[15]
“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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