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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贡献不只局限于使古典抒情诗复活；实际上他的诗歌抒发了普遍的人类感情。”
[120]孙康宜之所以在六朝抒情传统中给予陶渊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她认为陶渊明有着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诗人处理抒情主体的方法。
在陶诗中，一切都是用抒情的口吻来表达的，诗作中很多诗句直接就是诗人内心最隐秘的情感的披露，是对纯粹个人生命的领悟，体现了陶渊明十分鲜明的个性。
这种独立个性表现在形式上，具体体现为陶诗那种富有弹性的结构，那种诗歌文法的自由与多样化。
“陶渊明的诗歌是反其时代潮流的一种个性化创作，其‘平易’正是自我抒情的一个信号。”
[121]而这种个性化，孙康宜认为体现为“自传”
和“自然”
。
首先，孙康宜认为陶渊明的诗歌充满了对于生命的“自我认知”
这一终极目的的界说，呈现为一种自传体的模式。
陶渊明本人往往是其诗歌表现的重要主题，他的诗歌酷似“一种用形象做出自我界定的‘自我传记’”
[122]。
陶渊明披露“自我”
的自传式诗歌，是借助虚构的口吻来完成的。
“他把自己对诗中主角直接经验的关注放在视焦中心，从而成功地使其诗歌达到了共性的高度……他在‘写实’（factuality）与‘虚构’（fi）两端之间走平衡木，把中国文学带进了更加错综和多样化的境界。”
[123]依此理论出发，孙康宜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诗》、《拟古诗》系列、《五柳先生传》、《杂诗》、《咏荆轲》和《饮酒》等作品。
分析完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孙康宜指出，陶渊明把自己化身为那些生活在理想国里思想通达的人，借此把虚构与自传，想象中的自我认知与自传式的映像契合无间地结合在了一起，进而使整首《桃花源诗》都具备了自传式诗歌的性质。
这种自传性质在《拟古》第五首中表现为陶渊明以戏剧性的手法，突破了传统抒情诗的藩篱，创制了一种能够清晰而直接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新诗体。
这种新的抒情诗体的艺术技巧主要在于“构造一幕纯客观的人物场景，从而更公开地观照自我”
。
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抒情的冲动加上叙述的客观距离”
。
“咏史诗”
是诗歌体裁的一大类，孙康宜认为，从左思到阮籍，其作品虽然不乏抒情的成分，但是更多的是一些消极的牢骚和“奄奄凄凉”
。
“咏史诗”
到了陶渊明这里，他在自己的诗作中“不懈地寻觅理解他的朋友，这使得他诗中的自我界说增加了一定的深度。
他在历史的范畴内，最大限度地探索了‘知音’这个概念”
[124]。
陶渊明通过对古代有德人的歌颂和赞美，大大地拓展了抒情诗的视野。
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自我实现的幻想，这种幻想恰恰基于其在历史中寻找知音的自信。
其次，孙康宜认为，陶渊明作品中流露的泰然自若的情感来自他对于自然的信赖。
陶渊明的“挽歌诗”
在孤独的感情和对‘自然’的无条件信赖之间达到了巧妙的平衡，具有中国诗歌里难得一见的构思上的客观效果，意味着诗歌中文学批评的一个转折点。
陶渊明的作品里少了类似《古诗十九首》那种对于稍纵即逝的生命的悲哀，其“别出心裁之处在于他那征服死亡的抒情”
，在于“一种对死亡的强调意识和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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