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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康宜等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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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骧与高友工对美国汉学界中国抒情传统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遵循他们所开辟的理论路径，在中国传统诗学领域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探讨。
其中包括高友工的两位学生，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和密歇根大学林顺夫教授。
从一个限定的层面上看，他们二人可被视为高友工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直接继承和阐发者。
孙康宜早期致力六朝诗以及词体的研究，力求确立六朝诗和词体在抒情传统中的地位。
其《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SixDyry）[116]和《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TheEvolutiozuPoetry：FromLateTangt）[117]两部著作分别探讨了部分诗、词作品在抒情、描写、叙述等方面的特征，似可看作高友工律诗美学的后续之作。
尤其是《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高友工构建中国抒情传统时因忽视北宋这一时段所带来的缺憾。
孙康宜的《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初版于1986年。
该书既延循了中国诗学的批评传统，又保持了汉学家应有的新鲜视角，使多元的问题论述和现代理论的切入点能够较好地交集在一起。
在书中，孙康宜着重提出了“抒情”
（expression）[118]和“描写”
（des）两个理解六朝诗歌的角度，并将之视为六朝诗歌创作中既对立又互补的一对观念。
通过对这两种诗歌要素的具体把握，孙康宜在研究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等人的诗歌作品时，发现六朝诗人创作中的“抒情”
和“描写”
存在复杂的关系，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就是在抒情与描写的互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复杂而又丰富的抒情文学。
作为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研究六朝文学的整体性著作，“它在欧美汉学界中曾经激起了热烈的反应，它使人看到中国抒情传统和西方文学传统的异同，也使人看到中国古典描写艺术的特殊性”
[119]。
孙康宜认为，六朝诗歌是一种在“抒情”
和“描写”
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抒情文学，因此通过梳理六朝诗人作品中的“描写”
和“抒情”
，既可以理解六朝独特的抒情传统，也可以给中国古典诗歌以现代的阐释。
因为在孙康宜看来，六朝的诗歌中并没有绝对的“抒情”
或“描写”
，二者并不是对立存在的。
当六朝的诗人尝试通过改变自我的感觉超越政治时，外在的自然便成为其政治之外更加广阔的注视中心，成为其抒情范围内一个较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追踪中国诗歌这两个基本要素之复合发展（同时包括延续和中断）的轨迹时，孙康宜挑选了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五位诗人作为重要样本。
孙康宜之所以把陶渊明放在最前面，是因为她认为陶渊明通过诗歌中对于“自我”
的急切寻觅，表露了对历史和自然的真诚的关心，并借此扩大了自我抒情的领域，为抒情诗体的成熟开辟了道路。
“念之动中怀”
，孙康宜认为陶渊明的诗歌充满了抒情的音符，很多主题都是诗人感情，如《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所言明的一样，为内心感情的抒发。
“正是陶渊明个人的声音，复活了古代的抒情诗，宣告了他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哲理诗歌模式的背离。
要之，玄言诗缺乏感情的声音，而陶渊明诗的特征却在于高质量的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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