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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友工的扩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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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工196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在斯坦福、普林斯顿等大学任教，1999年6月于普利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学系荣休。
高友工的研究不仅延续了陈世骧在比较的语境中梳理和确立中国抒情传统的学术进路，而且超越了陈世骧散漫细碎的字源考证和文本批评的学术方法，精心打造出更具理论性、体系性的抒情论说框架。
如果说陈世骧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线来建构中国抒情传统的话，高友工则呈现出了一种在“美典”
的框架中容纳抒情的理论取向。
在陈世骧所构建的中国抒情传统架构的基础上，高友工把中国的抒情传统放在整个文化史中加以考察，扩大了中国抒情传统的涵盖范围，将其和整个的中国文化的存在形态和发展状貌相衔接。
在《文学研究的美学问题（下）：经验材料的意义与解释》中，他说，抒情“并不是一个传统上的‘体类’的观念。
这个观念不只是专指某一诗体、文体，也不限于某一主题、题素。
广义的定义涵盖了整个文化史中某一些人（可能同属一背景、阶层、社会、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他们的‘价值’‘理想’，以及他们具体表现这种‘意识’的方式。
更具体地来说，我所用的‘抒情传统’是指这种‘理想’最圆满的体现是在‘抒情诗’这个大的‘体类’之中”
。
他也注意到了抒情本身的复杂性，认为只有充分理会了抒情在具体呈现时所透露的细节的意义，“才能见到中国抒情传统或流派的共同性之外的自有的特殊的性格”
[79]。
因为“‘抒情传统’应该有一个大的理论架构，而能在大部分的文化中发现有类似的传统；但其具体发展则必大异。
有时在整个文化中只能作为旁流支脉，有时则能蔚为主流。
在中国文化中无疑则成为最有影响的主脉”
[80]。
这条主脉在高友工看来，就是中国的“言志传统”
。
因为“可以把中国言志传统中的一种以言为不足，以志为心之全体的精神视为抒情传统的真谛，所以这一‘抒情传统’在中国也就形成‘言志传统’的一个主流”
[81]。
在他的《律体诗：抒情诗之一典型·律诗的美学》中，高友工认为：“一首抒情诗描写的对象是诗人的自我现时活动，因此即使这对象牵涉到他人、外物，延伸到过去、想象，最后仍旧必须自然地归返，融入诗人创造活动之中。”
[82]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中，高友工进而把抒情推到文化史的层面。
他认为先秦的“诗言志”
通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的“神思”
与“情文”
，已经使中国文学理论走向抒情，走向作者的创作过程。
抒情诗所言的“志”
是天行之气、生动之气通过个人生命的活动与表现。
从起源上看，高友工也延续了陈世骧的说法。
在《律诗的美学》一文中，他认为中国抒情美学是以“诗言志”
这一中国传统中最古老的诗歌定义为基础的。
“诗言志”
这一说法在《诗大序》中获得了最为系统详尽的阐发。
“这个定义构成了一种‘诗歌的表现理论’的基础，这种理论自古以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抒情诗传统。”
[8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高友工认为，“诗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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