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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宜认为，陶渊明诗歌的这种客观性，“产生于顺应自然的信念，而非产生于冷静的推理，本自道家庄子‘大化’的思想”
[125]。
“陶渊明的回归‘自然’、回归‘大化’，可以把他放在余英时称之为Naturalism的魏晋思想特征之上下文来理解。
然而陶渊明最伟大的成就，还在于通过从自己日常所诚心诚意实践着的道家对待自然的态度中获得灵感，从而在诗歌中创造了一个抒情的世界。
他诗里所描写的自然，往往与质朴的‘道’同义。”
[126]陶渊明往往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用融合自我的眼光观照外在世界的所有侧面。
因此，“他的诗歌不再局限于主观的抒情，而是扩展到包容自然的运行”
[127]。
对此，孙康宜总结说：“‘自然’是自我认知的钥匙，这个信念独特地处在陶渊明诗法（我想称之为‘抒情诗的升华’）的中心位置。”
[128]
刘勰曾经如此描述刘宋之后的文学创作走向：“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豪芥。”
[129]在这一强调“描写”
的文学潮流中，谢灵运是最著名的诗人。
孙康宜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是艺术的创造、真正的抒情。”
“谢灵运的手段是美学的，他的诗歌是‘艺术意识’（artistisess）的产物。”
[130]
首先，孙康宜认为谢灵运是第一个在诗中激起强烈描写意识的诗人。
谢灵运经常运用“惊”
“险”
这样的字眼描述他那生气勃勃的旅行，这既打破了生活中狭隘范围的局限，也体现了谢灵运掘进和拓展生活的深度与广度的努力。
这样的描写既使谢灵运的作品呈现出十分生动活泼的情味，也反向体现了谢灵运经受政治挫折强烈打击之后的郁闷心情。
“自我完成的审美快感和不可避免的幻灭情感”
[131]，并存于谢灵运的山水描写之中。
其次，孙康宜认为，谢灵运有着独特的描写**的方法。
一方面，谢灵运不像陶渊明一样为了激励自己而把目光投向古代的贤者（知音），而几乎“总把‘视觉的经验’（他称为‘观’）作为抚平烦恼的法宝”
[132]。
另一方面，谢诗的风景描写采用的是“同时的描写”
（synicdes）。
“它最成功地传达了中国人的一种认识——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并列而互补的。
明显不同于实际旅行的向前运动，谢灵运在其诗中将自己对于山水风光的视觉印象平衡化了。
他的诗歌就是某种平列比较的模式。
在他那里，一切事物都被当作对立的相关物看待而加以并置。
在这种有序的扫描中，无论一联诗句内的两组印象彼此之间的差异多么大，它们都必然是同时产生的。”
[133]谢灵运的“同时的描写”
本无特殊之处，只不过是中国“对应”
（parallelism）的传统宇宙哲学的一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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