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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观传移。
“整个诗人的活动可以视为‘感觉活动’(perceptualact),‘心理活动’(psychologicalact)与‘表现活动’(expressiveact)一系列的发展。”
[91]这也就能够使我们最终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诗的传统中,由自然物境的描写发展出来的所谓山水、田园一类的作品,始终在自我心境表现方面,不能和所谓的咏怀、言志之类的作品截然分开。
高友工认为,讨论中国抒情传统的“言志”
问题必然涉及内外的价值视域问题。
因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论中,外在的目的当然永远在和内在的经验争衡。
至少在涉及艺术的领域时,外在的客观目的往往臣服于内在的主观经验。
也可以说‘境界’似乎常君临‘实存’”
[92]。
中国儒家的传统诗学中,“言志”
的价值视域是外指的,“志之所之”
的最终方向是内化人格价值的外在化实现,“言志”
实际上是一种对诗歌现实功能的间接强调,体现的是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儒家诗歌功能观。
但是,高友工在预设中国抒情传统的内外关系时,悄然置换掉了“言志”
的儒家传统中的诗歌功能观念,因为他认为,要构建中国的抒情传统,就必须充分探索内向的价值论如何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外向的价值的论的问题。
“抒情美典既然是以经验之内省为其目的,故此一目的必然是自指的,而且自足的。”
[93]
高友工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学由关注客观的物或天转向主观的心或我,是因为“最高的生命价值可以寄于个人实现其理想境界。
这种境界自然是系于个人的内心;也可以说个人的行动不见得必指向外在的目的,往往止乎内心经验的本身”
[94]。
“中国的抒情文化很显然地是以‘内’为重心”
,《乐记》的“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也好,“感于物而动”
也好,都强调了外在功用目的和内在目的二者的并立互用。
如果没有“内”
作为基础,自然就会导致礼乐和人情的分歧,最终造成内外的对立甚至制度的僵化。
高友工注意到了“志”
在中国诗学传统中的复杂性和内有的矛盾,认为“志”
可以是“道”
,也可以是“欲”
,“是故君子反情以知其志,比类以成其行”
。
外在的公器必须要顾及“皆由顺正以行其义”
。
这并不是为了单纯强调“志”
的外在功用。
“志”
的层次是由“欲”
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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