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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参证格式里，‘志’可等同于一个人平生某刻的‘意义’”
[113]。
正是从这种对“志”
的理解出发，高友工把主体自我切分成为“私我”
（privateself）和“公我”
（socialself），指出在诗人的美感经验中可能会因此产生“瞬间悬离感”
（momentarysuspension）。
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诗人的一种痛苦。
“私我”
与“公我”
，“一切端系于诗人对抒情意识形态投入多少而定。
他或者将以感官世界为唯一终极的根源，或无法肯定此美感经验并非为短暂、自我蒙蔽的悬离。
在后一情况下，重新进入现实将不免令人不安、怨苦，甚至失去抗拒力。
此一与现实的遭遇最终能否熔铸成一和谐之整体，或转成强烈的冲突，几可作为探测诗人意识深度的一个标准”
[114]。
高友工认为，经由“经验活动”
“创作活动”
与“再创造活动”
所形成的抒情文本，主要“由意象组成，由形式的、内在的规则（如对仗）所架构”
，并不指向“外缘的世界”
，其“意义是内向的，指向一本质的层次，一个理想的，或理想化了的，自容与自足的世界。
心灵之反省具现于知觉中；美感经验同时也是伦理经验”
[115]。
总体来看，高友工对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规模宏大，析理细致，由此而大致完成了在理论上的建构。
但是由于其预设的理论起点存在问题，他几乎回避或略去了对中国文论构型产生多方面影响的其他诸因素的阐发。
由于他对中国诗学的处理基本上是从西方的情性理论和心理认知学说出发的，由此也造成了对中国诗学本身以伦理本位的诗学传统谱系的某种屏蔽，未能在西学思维尺度映衬下的中国诗学的情志结构中，勾勒出内向抒情和外向伦理交互甚至有时离析的关系，也未能通过内向与外现的差异突出抒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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