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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层，具有一种“自我感”
和“现时感”
，但是，并非所有自我的与现时的“意识”
都能形成经验。
高友工认为，完整的经验形成轨迹应该是：一种“现时经验”
成为过去，储存于“意识”
的“记忆”
底层成为“过去经验”
，然后这一“过去经验”
重新浮现于“意识”
表层，第二次成为“现时经验”
，实现了“经验”
的“再经验”
。
因为是一种“再经验”
，所以第二次经验必有不同于原初的“经验主体”
，“原始经验”
则成为此种“再经验”
的“客体”
或“材料”
。
同样的“主体”
，在两次经验活动中，因经验客体的结构调整而实现了自我的态度、意志和欲望。
简单地说，“经验”
的核心义是“‘现时’的‘自我’来经验这‘过去’的‘经验材料’”
。
基于对中国“言志”
内外差异以及主体认知结构的层次性理解，高友工详细地梳理了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
他援引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中的观点，认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有了一种明确的抒情诗理论，它为阐释早期的诗歌，特别是《诗经》，提供了基础。
到了《古诗十九首》正在写成的年代（可能是公元二世纪的中叶或再后一些），这一抒情理论已广为人知，并被文人诗人所接受。
毫不奇怪，一旦五言诗的形式成分获得了确立，这种新的诗体便受到了这一抒情诗理论的影响，它有助于形成一种新颖而富于活力的抒情诗美学。”
[111]
高友工在《中国之戏曲美典》一文中认为：“抒情美典最基本的两个原则，即‘内化’（Iion）和‘象意’（Symbolization）。”
[112]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诗言志”
一直被看作对诗歌功能的最主要界定。
在直接的诠释下，“此一公式接近训诲主义的教条：‘以语言表达诗人的当下意旨。
’其目的显然是沟通，对象则是外在世界。
然而，中国历史早期对‘推论性沟通’（disuni）由衷的不信任及对内在经验的极端重视，使同一格言有了更精妙的扩充：‘言’一辞因此演变成意谓‘整体地表现’（totalrealization），包含‘语意的表示’（semaion）与‘形式的呈现’（formalpresentation）两方面。
有了如此的增义，‘志’一辞亦再也不足以涵盖诗境界的内涵，它因而被扩充成广指一特定之人于一特定之时，其整体经验——所有的心智活动和性质——之主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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