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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德祖书》的结尾有“辞赋小道”
的说法，这种观点与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的说法正好相反。
因为这个原因，侯思孟认为曹植没有摆脱传统的文学观念。
黄兆杰则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曹植在后世被塑造为怀才不遇的天才，但是黄兆杰提出异议，认为曹丕的成就大于曹植，特别是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表述的文学观，没有达到曹丕的思想高度，此信的“历史价值远大于其本身的价值”
。
黄兆杰的语气逐渐加重，他说《与杨德祖书》对文学的态度是“根本否定”
而崇拜功业，“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愚蠢和庸俗的”
。
黄兆杰称：“这封信中的曹植，很明显是不快乐的。
同情他的困境，是人道；但如果同意他的观点，则是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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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辞赋小道”
说，背后有复杂的原因，论者也有不同的解释。
鲁迅早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提出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是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相比之下，黄兆杰的批评显得有些轻率。
不过，黄兆杰编译的《早期中国文学批评》，是英语世界出现的第一本中国文论译文集。
他希望这本译文集能帮助西方读者了解文学在古代中国的地位和价值。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对曹植的苛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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