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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因为从东汉至宋的学《诗》者都是从《诗大序》入手，而且还因为《诗大序》的观念和术语变成了诗论和诗学的核心内容。”
他介绍了《诗大序》的作者、起止等问题，但又接着说：“《诗大序》的影响，比它的实际起源问题重要得多。”
宇文所安译注中国文论时，非常强调其原本的上下文语境，所以倾向于将《诗大序》看成《关雎》小序中的组成部分。
由此出发，他指出《诗大序》原本是为具体文本所做的注疏，这种论述风格代表了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文论传统的最高价值，体现在论文这种文体中（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典范）……中国文论传统的权威模式，则是归纳式论述，从具体的诗歌出发，在阅读中自然过渡到理论问题。
中国文论传统中也有‘论文’，但是一直缺乏诗文评点的那种权威和魅力。”
[17]
范佐伦在研究《诗经》诠释史的专著《诗与人格——中国传统中的阅读、注释与阐释学》（Poetryay：Reading，Exegesis，aiTraditionala）中，为《毛诗序》单列一章，全面介绍与《毛诗序》相关的所有重要问题，并全文翻译了《诗大序》。
范佐伦和黄兆杰一样，都是将整篇的《关雎》序作为《诗大序》译出，即从“《关雎》后妃之德也”
到“是《关雎》之义也”
。
相比之下，宇文所安只译了从“《关雎》后妃之德也”
到“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的部分，省略了整篇序文的最后一段。
译完《诗大序》，范佐伦称这篇文字“充满了不连贯的、隐射性的论述，总是突然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
，会使读者一头雾水。
他认为，其原因在于：“《诗大序》是一个拼合、层积而成的文本，其组合原则是注释修辞学，即围绕关键术语和权威观点形成一系列解释或引申。”
[18]
苏源熙的专著《中国美学问题》（TheProblemofAeseAesthetic），也为《毛诗序》单列一章。
他也是将整篇的《关雎》序作为《诗大序》译出，此外，他还在《诗大序》的每一段之后，穿插翻译了郑玄、陆德明、孔颖达、阮元等人的注释。
苏源熙指出，虽然《诗大序》的作者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但是其“作为批评家与诗人必备参考的地位，从未受过影响”
[19]。
梅维恒等人编的《夏威夷中国古代文化读本》有“早期的音乐和文学理论”
一节，其中包括金鹏程翻译的《诗大序》，由“诗者志之所之也”
至“《诗》之至也”
。
金鹏程将《诗大序》置于《荀子·乐论》之后，并在简介中说，《诗大序》的“理论基础是音乐与它的教化作用。
这正是荀子的主要思想，解释了《诗经》为什么能达到‘诗之至也’”
[20]。
上述著作中，对于《诗大序》都有较完整的翻译，只不过每位译者对于《诗大序》的起止问题看法不同。
除了这些著作以外，还有很多研究中国经典或诗歌的著作都有《诗大序》的节译。
对于《诗大序》的英译，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如何翻译“志”
。
《尚书·尧典》已有“诗言志”
之说，但侧重于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
之说，但说的是用诗；《庄子·天下》的“诗以道志”
与《荀子·儒效》的“诗言是其志”
，都很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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